印光大师年谱

(文钞应世之时期一九一二~一九二九)

 

沈去疾居士編著

 

公元一九一二年

公元一九一三年

公元一九一四年

公元一九一五年

公元一九一六年

公元一九一七年

公元一九一八年

公元一九一九年

公元一九二〇年

公元一九二一年

公元一九二二年

公元一九二三年

公元一九二四年

公元一九二五年

公元一九二六年

公元一九二七年

公元一九二八年

公元一九二九年

 

公元一九一二年 壬子 民国元年 五十二岁

 

在普陀法雨寺晤高鹤年。高氏恭敬开示。大师曰:‘六祖言:“于一切时,自净其心”可能否?如其不然,不可沉空守寂,即须广学多闻,识自本心,达诸佛理,和光接物,无人无我,直至菩提云云’(一)。高鹤年居士临行携去大师之佛教论文四篇至沪,登刊于《佛学丛报》。署名‘常渐’(二)。大师约高氏同至通慧庵昱山法师关房畅谈诸家净土文。

 

(一)见《纪念文集·印光大师书传跋》,及《三编·与高鹤年居士书》,信后附有《觉有情》编者陈法香题识。

 

(二)据《苦行记》:‘狄楚青居士发心办《佛学丛报》。余至海上索师文稿,编入丛报,师用“常渐”之名,“印光”二字,无人知也。’

 

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(见《增广》第二卷)

 

净土决疑论(见《增广》卷二“论”第一页)

 

宗教不宜混滥论(见《增广》卷二“论”第九页。文中括弧内注文乃大师原文中所附自注,用小字添于原文句后者。)

 

佛教以孝为本论(见《增广》卷二‘论’第十二页)

 

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(见《增广》卷二‘论’第十三页)

 

公元一九一三年 癸丑 民国二年 五十三岁

 

四月初八日,作《与高鹤年居士书》(一)。

 

(一)见《三编》上册卷一第四四页。

 

按:函中所云‘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,录出四论以登丛报’即指高氏于民国元年携去之四篇佛教论文。此函后但署 ‘四月初八日’。信后附有《觉有情》编者陈法香的题记。陈法香将此信考证定为‘民国三年’所写,误也。兹将陈氏题识引录于下:

 

(陈按):印光大师隐居普陀山,初无人知。高鹤年居士游山,乞其论文四篇。一,《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》;二,《宗教不宜混滥论》;三,《佛教以孝为本论》;四《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》。皆登于上海狄平子居士创办之《佛学丛报》。其第一篇署名‘常渐’,登于《丛报》第九期,系民国三年阳历二月十五日,即民国二年阴历九月初二日出版。其第二篇亦署名‘常渐’。第三、第四篇则署名‘普陀僧’。此三篇则于《丛报》第十期登出。此四篇论文可谓印光大师初转法轮。从此龙天推出,大放光明矣。承鹤年居士出示右书,未举年份。书中所云‘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,录出四论,以登《丛报》。’则右书确为民国三年阴历四月初八日所写。此书极有佛教历史价值,未见于正续《文钞》,爰付本刊,以公诸世。

《觉有情》半月刊编者陈法香谨识   

 

按:陈氏将此函定为‘民国三年’是弄错了。高鹤年至普陀取去论文四篇,时在民国元年。《永思集》之‘行业记’、‘苦行记’,释东初《中国佛教近代史》等,俱有一致明文记载。印光法师后于民国十二年‘复卓智立’书中亦清楚记载:‘及高鹤年居士于民国元年至法雨寺访晤,绐去数稿,刊登于《佛学丛报》,始渐接物。’则此信写于民国二年(即公元一九一三年)无疑。决非民国三年。(以印祖原函有‘去秋’两字。)

 

公元一九一四年 甲寅 民国三年 五十四岁

 

与狄楚青居士(一)晤于浙江普陀山。提议狄流通《拣魔辨异录》。狄氏返上海,乃将是书石印一千部(二)。

 

(一)狄楚青(?——一九四一),名葆贤,字楚青,一字平子,又号‘平等阁主’。维新派人士,近代佛教学者。江苏溧阳人。早年与康、梁观点相近,主张变法。与谭嗣同等游,过从甚密。‘戊戍’后,逃亡日本。一九〇〇年归国,至沪,入唐才常发起之‘正气会’。后唐才常等赴汉口创设‘自立军’,狄则留沪任联络,筹措粮饷、军火,以为策应。事败,唐殉难。狄氏二次出亡日本。后归国集资经营新闻出版事业。一九〇四年,于沪创《时报》。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于沪办《佛学丛报》,设‘有正书局’。曾推荐月霞法师至沪弘法,创华严大学。一九三一年,与叶恭绰等发起影印宋版《碛砂藏》于沪。其于佛法,初则笃信净土,后皈依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,经其指点,始得大悟。夫人汪氏观定于禅亦颇有悟解。生平好诗词书画,著有《平等阁诗话》。著作另有《平等阁日记》,详载学佛心得及因果轮回故事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,对中国文化之掠夺、摧残;狄氏亡命东洋,辗转朝鲜,经辽宁、沈阳至京,沿途所见闻国人悲惨景象,《日记》中亦有载录,故具史料价值。

 

(二)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十页‘复如岑法师’:‘民国三年,狄楚青来普陀。光劝伊流通此书,云:当向谛公处请其书。伊云:“我有。”问从何而得?云“在北京烂货摊买的。”伊回申,即付印刷所,照式石印一千部。以八部送光。’

 

公元一九一五年 乙卯 民国四年 五十五岁

 

仍在普陀山法雨寺。

 

是岁高鹤年在终南山营修僧尼普同塔、念佛堂。且拟造大觉精舍茅蓬,预备迎请大师返陕。

 

公元一九一六年 丙辰 民国五年 五十六岁

 

三月,王一亭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大师,始皈佛门(一)。

 

(一)见《圆瑛大师年谱》第一一四页。

 

公元一九一七年 丁已 民国六年 五十七岁

 

是岁作《与徐福贤女士书》(一)。

 

徐蔚如(二)居士得‘与其友’三函印行,题曰《印光法师信稿》(三)。

 

三月四日,复丁福保居士书一(四)。

 

四月十八,复丁福保居士书二(五)。

 

六月十八,复丁福保居士书三(六)。

 

夏,与徐福贤女士书。秋,津京水灾。高鹤年与沪上诸居士合组佛教义赈会。复至普陀山与大师会晤(七)。

 

陕人王典章专程至普陀法雨寺谒师。大师与之深相投契。王住居二星期,日必数面,且同食焉。某日五、六时未晤,大师忽以一函示王,乃复徐福贤女士书也。及王下山归,大师送之,且曰:‘君年已渐老,若研究佛学,恐不可能,只好塌实念佛,以求往生极乐,方不负我俩人相见因缘。’(八)

 

六月廿三,复丁福保居士书四(九)。

 

七月初五,复丁福保居士书五(十)。

 

十一月初二,复丁福保居士书八(十一)。

 

(一)(《与徐福贤女士书》见《增广》卷一‘书’第五一第五四页)

 

按:《增广》正编《文钞》中,唯《与体安和尚书》一篇有明署年月日期可稽。此《与徐福贤女士书》之写作日期乃据王典章居士所记考得。阅大师纪念文集中陕人王典章文,始知大师此函乃作于民国六年,即公元一九一七年夏季也。此信至为重要,如‘欲得佛法实益,须向恭敬中求,有一份恭敬,则消一份罪业,增一分福德;有十分恭敬,则消十分罪业,增十分福慧’诸语,即源出此,皆大师诲导之名句也。当己巳仲夏,余困殆病业,自以为世寿将终,然亦不欲人知之也。乃往辞涌渊老居士。涌老为余说法开示,中引数语,精妙之至,顿启心扉。敬问此数语是前代何位菩萨或高僧大德所言。涌老居士云:此乃《印光大师文钞正编》中所说也。大师文钞余早年即有之,然藏诸簏底,未之阅也。归而检出,阅至‘断断不可远离家乡,出家为尼’等语,诵之,祷之,拜之,不觉汗津津,泪涔涔,而恍然若梦回也。深信苟非菩萨乘愿而来,焉得有此等语哉!余之归心净土,服膺印光大师,乃至发心编纂大师之年谱,此亦其缘起之一所在耳,故为之记。

 

(二)徐蔚如(一八七八——一九三七),近代佛教居士、刻经家。名文霨,字蔚如,号藏一。受其母信佛熏染,始研习佛典。皈依谛闲法师后法名‘显瑞’。一九一八年集印公文稿书信出版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。复又创立北京刻经处、天津刻经处等,以流通佛典为己任。所刻经尤为精湛者,则推《华严经探玄记》、《华严经搜玄记》、《华严纲要》。一九三七年,日寇侵占华北,徐氏与天津佛教居士筹办难民妇孺临时收容所,收救难民,未几病卒,享年六十。

 

(三)见《行业记》:‘逮民六年(师五十七岁),徐蔚如居士得与其友三书,印行,题曰《印光法师信稿》。’

 

(四)见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五九页:‘白衣咒,未见出处,想菩萨俯顺劣机,梦授之类也。然以至诚心念者,无不所求皆应,有愿必从。......俗念增数句,乃祝愿之词,有亦无碍。’按:‘白衣大士神咒’即‘白衣咒’,《大藏》密部未列此咒,但《大藏》内《法苑珠林》第六十卷《咒术篇》,第六十八‘咒术部’有此咒文。名‘随愿陀罗尼’。《法苑珠林》一书成于唐初,显然唐代以前,此咒已广泛流传,灵感非凡。今恭录于左,诵者可日与《大悲心陀罗尼》并持之。

 

白衣大士神咒

 

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三称三拜

 

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僧 南无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怛只哆 唵 伽罗伐多 伽罗伐多 伽诃伐多 伽罗伐多 罗伽伐多 娑婆诃

 

天罗神,地罗神,人离难,难离身,一切灾殃化为尘。

 

南无摩诃般若波罗密。

 

丁福保(一八七四——一九五二),字仲祐,别号畴隐居士。生于无锡,原藉江苏常州。著名佛教居士、职业医生、藏书家、出版家。二十二岁入江阴南菁书院,翌年考取秀才。一九〇一年,至苏州东吴大学堂学医及数学,次年又考取上海东文学堂学日文。一九〇五年阅读释氏语录,续又结识杨仁山居士,得聆佛法要义。一九〇八年起,在沪行医,并创辨医学书局,刊医书。一九一一年以后长居上海,继续行医,刊行书籍。且参与地方之公益事业,于弘扬佛教尤有贡献。一九五二年病故。丁氏一生编撰甚富,著作等身。先后编纂译著有:算学书十种;健康长寿法书廿六种;文字学九种;文学诗词学八种;古泉学八种,医学七十五种;杂著九种;德育十种;道学二种;佛学三十四种“在其所編著之佛学书籍中,较著名的有:《一切经音义提要》、《翻译名义集新编》、《佛学精华录笺注》、《六祖坛经笺注》、《六道轮回录》、《佛学指南》、《佛学起信论》及《佛学大辞典》等。

 

(五)见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六十一页。

 

(六)见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六十三页:‘今寄《印光文钞》一本,祈垂麈政。此钞系海盐徐蔚如排印施送者。.....今春三月末,持三十本至山访光,又将其余芜稿一并要去。拟欲将己印未印一并编辑,刻诸枣梨。’按:此《印光文钞》乃大师文钞最早刊本,只分两册,非今之四册本《增广文钞》正编。

 

(七)见《苦行记》:‘民国六年秋,京津大水为灾。沪上狄楚青、王一亭、程雪楼诸居士电嘱下山救济。又接师及谛老函,谓救灾即是普度众生,亦是保护佛法。故此出山,将自了之念抛弃。时天寒地冻,大雪封山,冒险便道京津勘灾,事毕,南下随到沪上。狄楚青、虞洽卿、王一亭、程雪楼、应季中、朱葆三及盛府诸居士,合组佛教慈悲义赈会。推余往各处劝办分会,负担总务及查放事。余先到宁波,观宗谛公发心允设分会。随至普陀,师与了清方丈招集锡麟堂了余上人、长庵老当家、佛顶文质和尚及诸山长老,说明北方赈灾救济事。设分会于普陀,随缘乐助。次早,师办陕西小米粥油饼赐食早餐,并谈某某老先生来山请皈依我,我决不准,并送香金,分文不收云云。余再三顶礼劝师。如有真正发心请求者,务说方便皈依。普度众生,适合佛祖遗风。如违常住之规模,余向老当家及方丈请通过。师始含笑点头允之。师云:我仅存拾元,取出交汝带沪。余再四不收(纵然有款,理应送交分会),告别。师嘱赈事毕来山休养。(《永思集》第二十页)

 

(八)见《纪念文集》载王典章《印光法师圆寂感言》:‘民国六年夏,余解组粤海道尹,返至上海,晤云南王采臣先生人文,新从普陀归来。谓:‘该山有印光法师,为君之同乡,虔修净土,回己恒流。’余久闻普陀名,因动往谒之念,搭舟以行。次日到山,直趋法雨寺,夕阳己西下矣。投剌求见,寺中知客谓时己晚,约以明朝。再三请其转达,师即出现,随同晚餐。倾谈之下,深相投契,设榻楼上。余住居两星期,日必数面,且同食焉。寺僧无不异之。以师每遇同乡,只见一面,或留一饭为止。深讶余之破格也。次晨邀余参佛,拜跪稍快,即正色曰:‘礼佛须恭敬,不可草率。’余谨服其言。乘间问佛与儒教,比较如何?良久答曰:‘佛教能包括儒教,儒教不能包括佛教,盖以儒教系世间法,佛教乃出世法。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而为一者也。’余初疑之。及阅师文钞,渐有所悟,然尚未深知也。一日,五、六时未晤,师忽持一函相示,乃《复徐福贤女士书》也。女士求来山皈依。师以女人不可入山,宜在家修行。洋洋数千言,反覆开导,字字珠玑,苦口婆心,一洗寻常习惯,心折益深。山中名胜,师偕余遍观。一日乘山兜依岩行,下临巨海,骤遇飓风,师大声念佛,履险如夷。行至佛顶山,有观经僧家十余人,当面请示,师一一解释,如数家珍,毫不思索,余更为敬服。法雨寺藏经楼,藏有新旧全藏两部,师一一校正。所有错误,均以朱书另注于旁。余拟请人抄出。名曰《印光法师全藏校勘表》,此愿迄今未偿,思之辄为遗憾。迨余下山,师送余曰:‘君年己渐老,若研究佛学。恐不可能。办好塌实念佛,以求往生极乐。方不负我两人相见因缘。’此返沪,以师与徐女士书示内子。诘趄余起,内子己在室中设佛位念佛矣。

 

七年,余寓苏州,师每赴扬州刻经,必赴余家。十一年夏秋之间,江南北大水,当道邀余赴南京主持振务。师至喜,告余曰:‘夫人请皈依,即在君家佛堂为之说法。’责余念佛不及内子之虔。时余在南京,与妙莲、心净两和尚及魏梅荪、庞性存诸居士,议在下关三汊河买方氏地为放生池。师极赞成,助洋两百圆。厥后购地至四五百亩,筑九放生池,附设慈院,并建法云寺为念佛清净道场,皆师提倡之力也。十九年,师移锡苏州报国寺闭关,当往谒,谈辄移时。各方来皈依者,告以念佛方法,及三皈、五戒、八苦、十善诸法,殷殷开示,惟恐人之不晓。余戏问曰:‘师对人开示,余闻之熟悉。’师曰:‘居闻虽熟,他人只此一次,故不能不详尽。’诲人不倦,可见一斑。余家大小,依次皈依,余亦恳求,师曰:‘君与我为方外老友,宜皈依佛,不必拘此迹。’但余之心,则不啻皈依焉。

 

‘九一八’事变后,余拟返陕,往商,师曰:‘归家良是,但中国之祸,不知何时方休耳!’厥后每到苏,即时时往谒,辄不令递去。二十六年,余赴京呼吁和平,至苏流连十余日,无日不见,见即言世界之祸,恐从此开端。余辞归,依依不舍。后寺僧告余曰:‘君去后,师投身关门外,望君不见,始己。’谁知此别、竟为永诀之日,可不痛哉!(《纪念文集》第一一〇页)

 

(九)见《三编》卷一:‘十念一法乃慈云忏主为国王、大臣政事多端无暇专修而设。又欲其立书一口气为一念之法,俾其心随气摄,无从散乱。其法之妙,非智莫知。但只可晨朝一用,或朝暮并日中三用,再不可多。多则伤气受病。切不谓此法最能摄心,令其常用,则为害不小。’‘念佛声默,须视其地其境何如耳。.......其功德唯有专心至志,音声犹属小焉。’‘光于此数则,曾颇费研穷,去岁得一巧方便法,书示知己,皆同赞叹.....其法在《印光文钞》第四十五纸第八行下,祈检之。’(见《三编》第六十四页)

 

原书按:检《增广》第一册第四十五页中并无大师所示方便方法,岂大师所指文钞本乃《增广》前更早之版本欤?

 

(十)见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六十七页。

 

(十一)见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八十四页。

 

与徐福贤女士书(见《增广》卷一“书”第五一—第五四页)

 

公元一九一八年 戊午 民国七年 五十八岁

 

仍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。

 

正月廿五日,复丁福保居士书九(一)。

 

元月廿五日,复丁福保居士书十(二)。

 

正月廿八日,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一(三)。

 

二月初七日,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三(四)。

 

二月廿八日,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四(五)。

 

五月廿一日,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五(六)。

 

七月廿六日,下山往扬州,欲至扬州刻经院刻印经书。因初次出山,人地生疏,请高鹤年居士陪同。至沪,觅得一最冷落小庙——天台中方广下院住宿。由高氏介绍,大师与狄楚青、程雪楼、王一亭、陈子修、邓心安诸居士会晤,广说净土因果等事(七)。

 

十月十五日,复高鹤年居士书二(八)。

 

是岁春,徐蔚如(文霨)以历年搜访所得之大师文稿二十二篇印于北京,是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初编。徐氏本年再至浙江普陀山拜谒大师,获稿颇伙,并承知友录稿见寄(九)。

 

(一)见《三编》卷一(上册)第八十六页。

 

(二)见《三编》卷一(上册)第八十九页。

 

按:此函信末注‘民七元月廿五’而前‘复丁书九’后注‘民七正月廿五’。然观其内容、语气,则两书绝不似同一日所写,必有一误在焉,始并仍之如旧。印光法师在此函中特地指出:《慧命经》乃是外道炼丹之书。辟之甚详。甚至《慧》书引证《法华经》时,窜改经文中一字,改‘余’为‘除’,亦被大师发现指出。大师自述云:‘此书光初出家时看过。’可见其学问之渊博,知见之纯正。释迦佛曾诫弟子曰:‘外道书可看不可信。’若夫芸芸众生,学佛根基未定之人,以不看为妙,而况其余未闻佛法者耶!至于有以外道之术、书,剽取佛经中一言数语,遂妄标之曰‘佛家功法’者,则阅者尤宜小心。

 

按:《慧命经》为清代柳华阳著。柳华阳,约生于乾隆元年(公元一七三六)。其自称:洪都(今江西南昌)之乡人也。幼而好佛,先在皖水双莲寺出家落发,后又受伍守阳内丹秘旨,自称道教北宗龙门派第九代。

 

(三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九十二页。

 

(四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〇〇页。

 

(五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〇一页。

 

(六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〇四页。

 

(七)见《永思集·苦行记》:‘民国七年夏,余账毕返申。师以初次出山,人地生疏,函约往扬州刻经。以经资不敷,意在随缘而不募缘,邀余相助。余随至普陀,同师到沪,余拟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,师坚不允,曰:“你的熟人太多,人家要客气办斋。你我是苦人,何必苦中求乐!又要化费钱文,消耗光阴。”于是再四思维,觅得最冷落之小庙——天台中方广下院。二人住四日,共费伙食费二元(中方广下院是照禅上人所开,乃兴慈法师之师,余朝台时相识也)。由余介绍会晤狄楚青、程雪楼、王一亭、陈子修、邓心安诸居士,广谈孔、孟诸家历史及净土因果等事,另有善信等多人,欲送香仪礼物,师却之。到扬寓万寿寺,开示于人,皆言信因果报应,老实念佛而已。余返里扫墓,复回扬城,送师返申,师仍回普陀。’

 

(八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四十五页。

 

按:大师于此函中婉转劝导高氏放弃赴鸡足山之行。所云:‘惜有限之精神,办末后之事业。其老年人第一要紧著子也。’

 

(九)见《增广》附录徐文霨跋语,第四册卷四。

 

公元一九一九年 己未 民国八年 五十九岁

 

元月廿一,复谢慧霖居士书(一)。

 

永嘉周孟由居士(号念佛居士)兄弟奉庶祖母登山,再三恳求,必请收为弟子,师至此,观察时机,理难再却,遂为各赐法名。此为大师许人皈依之始(二)。

 

是年秋,徐蔚如居士又以录存各稿三十八篇印为大师文钞续编。冬,徐氏复应缁素之请,与商务印书馆接洽,重付排印(三)。

 

三月廿五,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六(四)。

 

五月十五,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七(五)。信后附戒鸦片烟方及有关书评数则(六)。

 

六月十九,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八(七)。

 

十二月初四,复高鹤年居士书三(八)。

 

经高鹤年介绍大师与上海南园简氏兄弟晤识(九)。

 

(一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二八三页。

 

按:此信后但署‘元月廿一’而无年份。其信端有云‘光自去年以料理刻经事,故于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扬州,顺便至沪、苏、金陵’,及信中有关刻印《安士全书》之语。印光大师于一九一八年(民七)初次出山,由高鹤年陪同,由此推知此信写于民国七年之后一年。

 

(二)见《永思集》‘行业记’。

 

(三)见《增广》卷四附录徐蔚如跋。

 

(四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〇五页。

 

(五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〇六页。

 

按:此函后有印老‘又及’一篇,痛陈鸦片之祸害不能尽言。又提及有友人自哈尔滨来,彼处大开烟禁,了无畏忌等。后附大师亲录之戒烟绝妙神方,及详细制服方法。其方只药三味,且绝对不准加减更动:

 

好甘草 半斤;川贝母 四两;杜仲 四两;此戒烟神方及说明并载于以后民国九年(公元一九二〇)刊印出版之《印光法师文钞》第四卷末后附录中。此处信中专为提出,详尽介绍。盖因丁福保乃医师兼一大出版家,故冀借彼之力以之更广流通于世。大师慈悲利人,普济众生之心,固一时一刻未尝稍有忽懈也。

 

(六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〇八页。

 

按:丁氏将出版之数种有关佛教之书籍寄呈于大师,请为厘正。大师遂一一与之指明抉出,间亦有论及梁任公佛学造诣者,谓其心粗胆大。又谓其‘文章盖世,聪明过人,惜于佛法未深研究,但依日本人所论者而叙之,故致虽无大碍,颇有不合宜之论间次而出也。’又对丁氏提出忠告:‘梁公如是,阁下亦如是,皆由急于成书,未暇斟酌之所致也。’

 

(七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一二页。

 

(八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四十七页:‘七月,因往扬州刻经,至沪上书局询之,言已往泰山修茅蓬去。’‘前年劝应季中出资刻《辨异录》,由不太平,迟至今秋方至藏经院,委托该院主人代理。先刻《拣魔辨异录》,次刻《三十二祖传》。二书皆世宗遗著,皆应季中出资刻。次刻《安士全书》,此书乃朝邑刘门村刘芹浦避难来申,发心出资。‘待至明年四月,当复往扬州,料理其已刻成者印送,未刻成者校对。’

 

(九)见《永思集·苦行记》:‘民国八年,余赈湘赈毕,到沪,师复邀往普陀商谈印经之事。须同到申,余介绍往南园与简氏弟兄诸居士相见。师说净土法门及因果报应事,简氏兄弟及诸居士遂发意供养千余元,正好填还刻经之资。’

 

公元一九二〇年 庚申 民国九年 六十岁

 

徐蔚如继上年《文钞》印行后,复有增益,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铅印本,于扬州藏经院出木刻本(一)。

 

大师偕周群铮居士等游杭州,范古农居士拜谒(二)。

 

有数弟子在上海排印《印光法师文钞》,向大师要求附刊照片、小传。大师坚决不允,断然制止。且谓‘如此则并《文钞》亦决不许印。’遂止(三)。

 

复高鹤年居士书五(四)。

 

高鹤年由云南返沪,至法雨寺,晤大师谈数昼夜(五)。

 

(一)见《增广》卷四附录徐文霨跋:‘复经张君云雷广为征集,并霨续搜之稿,共增三十四篇,由周孟由,朱赤萌,黄幼希三君合初续两编,按类编次,详为校刊,较前两所印尤完善矣。书成,谨记缘起如是。庚申仲冬,浙西徐文霨敬识。’

 

(二)据《永思集·我之纪念印光大师》录范古农:‘民国九年,大师偕周群铮等居士游杭,农谒之于常寂光,始睹德容。’按:周君铮,永嘉周孟由之弟也。

 

(三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四二页《复李慧实书三》:‘民国九年,有数弟子于上海排印文钞(十年正月出书,系二本之《文钞》),即以照片、小传请。光谓:’如此,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。‘遂止。汝不知此事,故为汝说,以免转求照片而妄印之。光纵不能挽回近世虚浮奢靡之恶派,决不肯随波逐浪以效彼之所为耳。’

 

(四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四十九页:‘末法众生多多,皆是不知因果。佛经深奥,看亦不能领会,故成今日之现象。’光常曰:‘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,转凡成圣之大权也。当今之世,不将因果昌明,而欲世道太平,佛法兴隆,不可得也。’

 

(五)见《永思集·苦行记》:民国九年,余由鸡足山归。到沪,王一老云及法雨寺与羼提庵因修路争讼不休,嘱余往普陀解释误会。与法雨主人及师谈数昼夜,瓦解冰释矣。师常欲回秦,因关中大乱,道途不便,故不果行。而摄化缘熟,龙天推出,皈依者如山阴道上,应接不暇矣。供养之款,概作刻书之用,来求佛法者,皆劝老实念佛,广谈因果报应。

 

王一亭(一八六七——一九三八),近代佛教居士、画家。名震,号白龙山人原籍浙江吴兴,出生于浦东三林塘外祖母家。早年丧父,家境贫寒。十三岁进上海慎余钱庄当学徒。二十岁进天余号做跑街,后升为该号经理。自幼喜习绘画,拜画家徐小仓为师,进钱庄后仍学画不辍,终为名画师任伯年收为徒,自此画艺大进,早期继承了任氏画派。一九〇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,后任上海分会机关科财务科长。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,震于光复上海、营救同志颇为出力,有功。任上海革命军政府商务总长。袁世凯复辟帝制,二次革命中,上海组成讨袁军,震于经济上不断接济。此前,曾为革命军筹饷数十万元,并垫付军政府之公债券四十万元,后皆未收回。袁世凯下令通缉,其令为租界当局扣阻。后震遂脱离政治,深居简出,潜心丹清。与吴昌硕过从甚密,结为知己,且与蒲作英、胡公寿、释虚谷、李梅荪等交往。幼即受母熏染,信奉佛教。五十岁后,信佛益笃。在家设佛堂,每日敬香顶礼,虔诚念佛。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。一九二四年起,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副林长,一九二七年后连续三届被公举为林长,主持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,扩建林舍,设立佛学图书馆等。一九三〇年前后,复与李经纬等发起创办上海佛学院书局。此外热心致力各种慈善事业,与人同办义赈会救济灾民。一九三七年,日寇侵入淞沪,上海租界内难民麇集,震与人发起组织难民救济会,筹设难民收容所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上海觉园。其作品和著作有‘印光和尚对众说法图’、《白龙山人画集》、《王一亭选集》、《孔子哲学》、《廿四孝画册》等。

 

公元一九二一年 辛酉 民国十年 六十一岁

 

春,高鹤年居士自粤罗浮山赴宁波观宗寺。大师约高氏同至沪挂单。高氏介绍大师晤会真达和尚(一)。真达和尚请大师到三圣堂下院太平寺供养庵住,高氏送大师前往。自此大师常由普陀山法雨寺来沪专事弘化矣(二)。

 

在法雨寺时,有苏州吴引之先生(为前清“探花”),来朝普陀。自对大师言,彼之前身是云南和尚。以烧香过客,不及多叙,大师当时未详问其由,仅默记之(三)。

 

大师往南京访一友,友介魏梅荪居士见师。魏自述其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,大师教其熟诵《文钞》中‘南寻极乐寺修放生池疏’数十遍。未过二月,魏即绝不食肉焉(四)。

 

(一)真达和尚(一八七〇——一九四七),近代高僧。俗姓胡,名惟通,号体范,一号逸人。安徽歙县人。年十三丧母,十七岁丧父,身世孤零,即离乡背井,至苏州习南货商。一日随店主妇朝礼南海,见普陀山寺院清净,佛像庄严,遂萌离俗出世之想。十九岁,辞去肆中职务,出家于普陀山三圣堂,礼峭岩和尚为师。逾年受具足戒于宁波凤凰山白云寺闻果上人。此后锐意精进,声誉日崇。旋由圆光、慧静二法师及高鹤年居士介绍,得与印光法师交往,甚相投契。后曾于弥陀阁闭关三次,每日诵经坐禅,不稍懈怠,前后九载,功夫学问大有进境。一九一四年至沪上,创太平寺,该寺在上海闸北陈家滨(今成都北路八六五号),原名供养庵,规模狭隘。经真达和尚接收后,即行改建,取名太平寺,作为普陀山三圣堂下院。时印光大师尚在普陀山法雨寺潜修。时相往返谈道,互有策进。一九二一年,印光大师与高鹤年至沪,真达和尚将太平寺供养大师居住。又,苏州灵岩山寺以当时住持管理不善,颇现衰颓、荒废景象,吴县及苏垣士绅同请真达和尚前往接管,真达和尚遂委明煦大师代理,并聘请戒麈、慈舟二位老法师先后住持该山。先后命其弟子明本、妙真为监院。寺中一切开支,大半均为真达和尚资助。印光大师刻印经书经费不敷时,亦由其资助。真达和尚驻锡沪上时,一心淡定精进,行持不懈,同时施衣给药,济孤恤贫,普利众生,为世所崇。一九二八年,兼任苏州报国寺住持(在苏州穿心街)。一九三〇年,迎请印光大师诣该寺闭关。一九四二年,真达和尚赴灵岩山寺掩关静修,远近风闻,争来瞻拜。一九四五年,离灵岩至沪,仍寓太平寺。晚岁渐呈衰病,一九四七年至普陀山休养,未几即又返沪,是年十月圆寂于沪,世寿七十有八,法腊六十。后人建塔于苏州灵岩山寺。生平言语和蔼,尊贤重道,外示僧伽之相,内蕴菩萨之心,与王一亭、关絅之等居士交谊甚深。曾亲自重辑《西方公据》正副两册,主编《劬劳集》四册。

 

(二)见《永思集·苦行记》:‘民国十年春,余自粤罗浮杯渡山经冬,送香港青山陈春廷老居士赴宁波观宗寺出家受戒。师约余同到沪上。是时三圣堂老当家真达上人一再嘱余介绍,请师到伊下院供养庵住(即太平寺),余遂送往。承真老赐来蜜枣龙眼各两盒,决不敢收,顶礼致谢,辞往天台山中度夏。自此师常来申江,专事弘法,随机说法,普利众生。’

 

(三)见《三编·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》第一〇八一页:‘又,苏州吴引之先生,清朝探花。学问、道德、相貌俱好。民十年,朝普陀会余,自言伊前生是云南和尚,以烧香过客,不能多叙,未详问其由。十一年,余往扬州刻书,至苏州一弟子家,遂访至。意谓夙因未昧,及见而谈之,则完全忘失了,从此永无来往。迨十九年,余闭关报国寺,至十一月,彼与李印泉、李协和二先生来。’余问:‘何以知前生是云南僧?’伊云:‘我二十六岁做一梦,至一寺,知为云南某县某寺。所见殿堂房舍、树木形状皆若常见,亦以己为僧。醒而记得清楚,一一条录。后一友往彼作官(张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),持去一对,丝毫不错。’余曰:‘先生己八十岁,来日无多,当恢复前生和尚的事业,一心念佛,求生西方,庶不可负前生修持之苦功矣!’伊云:‘念佛什么希奇?’余曰:‘念佛虽不希奇,世间无几多人念。顶不希奇的事,就是吃饭,全世界莫一个人不吃饭。此种最不希奇的事,汝为什么要做?’伊不能答,然亦不肯念,伊问二位李先生:‘君等念否?’答曰:‘念。’伊仍无下语。至十二月三十夜,将点灯时去世,恰满八十岁。

 

(四)见《三编·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》(下册第一〇六九页):‘民国十年,余往南京访一友。其人请魏梅荪见余,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告。余令其熟读《文钞》中《南浔极乐寺修放生池疏》数十遍,即能吃素矣!以其文先说生佛心性不二,次说历劫互为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属。互生,互为怨家对头,互杀。次引《梵网》、《楞严》、《楞伽》经文为证,熟读深思,不徒不忍食,且不敢食矣!魏居士未过二月,即绝不食肉矣。今敬录疏文于左

 

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(见《增广》卷二‘疏’)

 

又,罗鸿涛居士曾有记丁福保谈大师轶事之短文一篇,载于释广定所辑之《印光大师纪念文集》,唯该文亦疏于时间之核实纪录,概无确切之年月日期。仅言丁居士与印公‘晤面,已在印公发心印《安士全书》之时。’又云:‘偶访印公于太平寺。’据此可推知印光大师此次于丁福保居士晤会当在民十或民十一年。今暂归入民国十年即公元一九二一年条内。并将罗氏全文引录于后,以见大师清廉俭朴生活之一斑。

 

记丁居士谈印光法师琐事 罗鸿涛

 

余与丁仲祐老居士相识有年矣。每星期休沐,辄往过访,畅谈古今,于印公老法师遗事,亦时有谈及,事虽琐屑,记之亦足供后人之景仰焉。

 

丁居士之与印公,最初仅有书函之往返,及其晤面,己在印公发心印《安士全书》之时。印公以丁居士经营出版业,故以估价排印事相委托。其时物价尚低,印全书一部,需费银币一元。及以所估价相告,印公即谓:‘可先印五千部。’丁居士骇然,以印公破衣草履,衣单萧条,不似囊有余蓄者。乃转告印局:‘先印一千部。’其意以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数,则此一千元由伊独立供养耳。然不及五六日,印公又来告,嘱增印五千部。丁居士又转告印局,增印千部。如此者不及一月,印公之印数,己达三五万部。丁居士怪之,偶访印公于太平寺,才谈数语,有闽人之供职于海军部者来见师,志诚顶礼。印公为之称述《安士全书》之隹妙,谓其有功于世道人心。倘肯附印,功德无量。其人连称愿意,即自怀中出支票溥,立制票币一千元以为助。丁居士于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伟大,乃晓然于印公之一印三五万部为可能之事,初非有丝毫之夸张存乎其间也。

 

然印公以募缘之易,虽如上述,惟其为人丝毫不苟取,尤不敢作欺因瞒果之事,故檀施之所人,一经指定作何用途,决不肯有所更易。而自身之所需,决不分文染指于期间。何以知其然?试再举一事如后以为证。

 

迨印书告一段落,印公将回普陀,临行前,往辞丁居士,告以归期,且请备银币二元,以作盘川。丁居士愿意供养五元,请其不必归还。印公不可,仅受二元,且定于到寺后二三日内设法汇还。丁居士漫应之。及行期己届,丁居士忽有事欲与印公面商,乃赴其所乘之轮船,遍寻全船,自大菜间房舱以至统舱,未见其人,其后始于炉子间附近发见印公,地位既极狭陋,空气又极燥热。他人皆望而以为苦,独印公取其价廉,局处期间,怡然自得。丁居士匆匆与之商谈讫,遂离船而别。后三五日,即接印公来函,并汇还其所借之款。

 

按:罗鸿涛,印公大师之皈依弟子。大师逝后,罗发心编辑印公大师外集,曾四次于弘月刊发表征求遗著启事。经七年搜集,终于大师生西十周年,即公元一九五〇年结集成册,由慧容楷书抄写,共一十七册。并经妙真、德森、窦存我居士审校,为今《三编》之底本。

 

公元一九二二年 壬戍 民国十一年 六十二岁

 

民国政府赐大师题字‘悟彻圆明’之匾额一方,赍送普陀山法雨寺。缁素欣羡,盛极一时,师若罔闻知,澹泊而已(一)。是岁春,大师应陶在东请,修普陀山志。

 

策画保护庙产,制止江苏教育期成会借寺庙作校舍(二)。

 

与魏梅荪居士书(三)。

 

指导魏梅荪居士等创建法云寺道场(在南京三叉河),为手订寺规,并办佛教慈幼院于其中(四)。

 

大师函约高鹤年居士到沪。简氏兄弟发心印书,嘱高氏请师午餐,谈及道场之事,大师言:‘要扫除习弊,实行清修,洗涤身心,不染俗气者,方有益处。’高氏往九华山过夏,大师返普陀山法雨寺(五)。

 

大师请智德法师宣讲因果报因、净土法门等要旨,授《安士全书》,众为革心,颇多感化(六)。

 

大师令皈依弟子邓朴君、戚则周(后出家,法名明道)、乔恂如为讲师,宣说因果、往生西方等(七)。

 

往扬州刻书。住苏州一弟子家。往访吴引之老先生(八)。

 

江西许止净居士朝普陀,礼观大师(九)。

 

(一)见《永思集·行业记》:‘民十一年(六十二岁),定海县知事陶在东,会稽道尹黄涵之汇师道行,呈请大总统徐,题赐“悟彻圆明”匾额一方,斋送普陀,香花供养,盛极一时。缁素欣羡,师即若罔闻知。有叩之者,答以“虚空楼阁,自无实德,惭愧不己,荣从何来?”等语。当今竞尚浮夸之秋,而澹泊如师,实足挽既倒之狂澜,作中流之砥柱,若道若俗,获益良多。’

 

(二)见《永思集·行业记》:‘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淮省府,借寺庙作校舍。定海知事陶在东函师挽救。师即函请王幼农、魏梅荪二居士设法,并令妙莲和尚奔走,遂蒙当局明令保护。’

 

(三)见《续编》卷上‘书’第一八一页。

 

按:《续编》收辑大师与魏梅荪居士书函共十六通。大师于书题下括弧自注:‘梅荪至十八年始皈依,此时且作朋友。’

 

(四)见《言行录·慈幼放生》:‘魏梅荪居士等秉师慈怀,创建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于南京三叉河。法云者,效法云栖,以放生念佛为宗。寺规与灵岩同,俱师手订。并办佛教慈幼院于中,虽由诸缁素擘画经营,而师实主之。师之于孤儿也,不惟望其以长以育,并望其能成才成贤,利益社会。尝以晋释道安,宋吕文穆皆出自孤儿,一则离俗而奠佛教之基,一则居麈而成康济之业,为孤儿劝,为世人告。又云:纵使无此天姿,亦当养成良善,为一乡一邑淳谨之士,则新世隐受其利,固不仅为孤儿计也。若夫戒杀放生,师尤重视,尝示人以心佛、众生一体之义,若能于放生戒杀实力奉行,近则息杀因,远则灭杀果,所关者大,亦非仅为物类计耳。’(此条并见《画传》)。

 

(五)见高鹤年‘苦行记’。

 

(六)见《永思集·行业记》。

 

(七)同(六)

 

(八)见《三编》卷四第一〇八一页‘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’。

 

(九)见《续编·附录·许止净居士往生记并颂》:‘居士名业笏,江西彭泽人,清光绪甲辰翰林。住馆八年。光复后,即隐居。民国二年,归心学佛,专志净土,继读印光法师文,即知老人乃法门龙象,尤为净宗泰斗。进知观音大士为弥陀左辅,莲邦智导,遂动朝普陀、礼大士、谒印老之念。于民十一年前往,礼觐之下,以撰就“礼观音疏”进呈。内有“食廷璋之芋,克日西行”句,老人更意其尚未断荤,乃问:“汝吃素否?”答曰:“吃花素。”老人作色呵斥曰:“倒架子!如此大通家,尚不以身作则吃长素,何能感化他人!”厉声大吼,居士欣然乐受,不但毫不介意,实在心悦诚服。次日上书请老人继续编辑《净土圣贤录》,自愿助成。于见面受呵斥之慈训,表示万分感激,叹为名不虚传。老人见其知见纯正,文笔超妙,且虚怀若谷,殊为末世罕有,遂请编《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》。自是函件往来,益臻款密。乃执弟子礼,求老人授皈依,赐法名。老人仍令名“止净”。’

 

按:许止净居士于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初三日早七时安详西归,临终有瑞相,终年六十三岁。生平佛学著述有《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》、《历史感应统记》(一九二七年在沪应聂云台居士所请而编,印光法师校对印行)、《学佛救劫编》(应潘对凫老居士所请而编,印光法师校对印行),并辅助印光法师编撰《四大名山志》。一九三六年在苏州报国寺由印光法师为其亲授菩萨戒。一九三八年五月避难庐山牯岭黄龙寺,又大病,至闰七月,病稍痊,仍奄卧不能握管,至是年农历九月初三往生。入龛时,身软如绵,俨如老僧入定状,留寺念佛七日,依律火化,骨灰尚存黄龙寺中。

 

又:印光法师《复永嘉某居士书五》有语云:’次则阅彼所印《文钞》,‘据此,该函当于民国七年或民国七年至十一年间,今录于民国十一年(公元一九二二年)后,永嘉某居士即周孟由。

 

复永嘉某居士书五(见《增广》卷一‘书’第四三页)

 

公元一九二三年 癸亥 民国十二年 六十三岁

 

元月初六,复蔡契诚居士书一(一)。

 

四月廿一,复蔡契诚居士书二(二)。

 

六——七月在杭州(三)。

 

施省之(四)发心修杭州梵天寺,邀大师前往(施之修梵天寺系受大师劝化)。

 

大师应魏梅荪居士请,与高鹤年同至南京,是时南京名流皈依者众(魏居士等创建慈幼院、法云寺放生池于南京三叉河,策画及寺规由大师手订)(五)。

 

张一留居士于南京初谒大师,皈依为弟子(六)。

 

十月,作‘广长舌序’(七)

 

复卓智立居士书(八)。

 

在沪对袁海观之次媳,作关于妇女临产仍不妨供佛、念佛之开示(九)

 

(一)见《三编》卷二(上册)第四八五页。

 

(二)见《三编》卷二(上册)第四八六页。

 

(三)见(四)

 

(四)施省之(一八六五——一九四五),名肇曾,法名智照。浙江杭县人。近代佛教居士。早年由知县保至二品衔江西道员。一八九三年,任驻美华盛顿公使馆馆员。一八九六年,任驻美国纽约总领事。一八九七年返国后,历任湖北汉阳铁厂提调、京汉铁路工程总办等职。一九二二年起,奉命督办陇海铁路事宜,次年任陇海铁路局局长。一九二二年退职。中年信佛,皈依印光大师,专弘净土,退职后寓居上海觉园,弘传佛教,热心慈善事业。一九一二年,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,被推为董事长。其后复于净业社香光堂侧捐资建造智照堂一座,作为静修之所。一九二三年,在印光法师劝导下,发心修建杭州梵天寺,一九二五年起,当选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。翌年,与王一亭、关絅之、黄涵之等发起成立上海佛教维持会,维护佛教。一九三四年,复与叶恭绰、王一亭、关絅之,黄涵之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动物保护会,宣传保护动物。生平热心社会公益事业,曾创办北京中央医院,以惠贫病;资助各学校,以振教育;设立施氏义庄,以瞻家族。又尝与无锡唐文治先生创立国学专修馆,培育国学人才;独立捐资刻印儒教十三经,发扬中国传统文化。一九四五年病逝,终年八十岁。

 

(五)见《永思集·苦行记》:‘民国十二年,南京魏梅荪老居士创建慈幼院、法云寺放生池,约余请师同往参观。是时京师名流,皈依者众,方便说法,由此放大光明,相助而成,功德不可思议。后同至扬州,寓少怀学校(张端曾居士所办)。师云:‘张居士愿拨滩地百余亩,欲助贞节院。’余心不安,故力辞未收。师屡欲来刘庄观光贞节院,余辞以敝院尚未成立,归来一看,仍回扬州。送师返申。余因他方灾重,视察迭办救济,与师不常见矣。回忆陪师同行,一次有一次的利益,并留心他语默动静,出入往还之时,不谈玄言妙语,神通异奇,皆是平常的话。即使行不到,其中亦有不可思议、利益身心之妙处。’

 

(六)见《永思集·归依印光大师回溯记》:‘流寓白门,附读于狮子桥边,随喜于毗庐寺里,行常问法,愿切求师。一日,魏刚长居士访予寓,笑谓:“子欲师而师至矣,光师为三叉河放生事,适由申来。盍就近归投?”予知师为莲宗尊宿,心窃慕之,匪伊朝夕。即往,即拜,即受归戒于观音庵中。师知予有老母也,曰:“甘旨在蔬不在肉。”又知予被俗累于瞻园也,曰:“随地随时皆可念佛,瞻园固无异只园。”谨依伏之不敢忽。未几回海上,予送之站。因待车,露坐于地,人声鼎沸中,隐隐佛声,一如平昔。而似粟红粒,面臂皆盈。盖夏夜多蚊,任其侵扰而无动于中焉。一心念佛,四大能空,类如此。自掩关报国寺,余亦僦居吴门,欣咫尺,问道益亲。拙译《净土教史》竟,师见而喜之,手写序文,原原本本千余言,异常珍宝。今师西归,愧无以报恩于万一,回潮涯略。用志不忘。’

 

按:《永思集》所载张一留此文,无有年月日期。今据他文考证,知大师‘为三叉河放生事’至宁初期,乃公元一九二三年,民国十二年也。其时‘皈依者众’故张氏亦当于此际皈依大师焉。

 

张一留(?——一九四七)名援,字涤珊,晚号一留,江苏省靖江县人,住苏州,早年留学日本,回国后,从事教育事业。工诗、善鼓琴。后皈依印光大师,末年谢绝人事、专修净土。临终前自撰念佛偈数首,安详而逝。荼毗得五色舍利花甚多。遗著有:《净土宏网论》、‘西方认识论’、《驮沙净土文》、《修忍堂诗钞》、《修忍堂随笔》、《灵岩山志》,均由弘化社出版流通。尚有《中国农业史》、《田园诗选》。另有翻译日人净土著作多种。未出版。

 

(七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五二页。

 

(八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一〇一〇页。

 

复卓智立居士书一(见《三编》卷四第一〇一〇页)

 

按:此函大师自叙家乡、出生、身世经过颇详,又兼一一道及出家后之履历、时间、地点分明。于法雨寺隐迹潜修二十余年,不为人知。信中并言及‘陕西乡人及督军屡催回乡。.....明年《普陀志》成,《文钞》排印好,当回陕一次,尚恐复来。’但法师这个打算后来并未能实现。原函信未署年月日期,现据信中所云‘今年六十有三岁’句,定为本年所写。

 

(九)见《三编》卷四第一〇九四页《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》。

 

公元一九二四年 甲子 民国十三年 六十四岁

 

大师仍住法雨寺。释弘一至普陀山拜谒,居七日。每日自晨自夕皆在大师房内,观察大师一切行为。师每日晨食,仅粥一大碗,无菜。大师自云:初至普陀时,晨食有碱菜,因北方人吃不惯,故改为仅食白粥,己三十年余矣(一)。

 

江浙交战,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,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,大师劝其遍阅二十四史,择其因果报因之显著者,录为一书,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。魏甚喜,卒因力不从心而罢(二)。

 

北京有《自知录》一书出版,上海、杭州、余姚各欲广印流布,大师以此书完全涂造,止之,不令印(三)。

 

王羡门居士之弟,约于是年南游,皈依大师。皈依礼毕,临行请开示,大师诫之曰:‘去习气。’(四)。

 

正月廿一日,复陈士牧居士书一(五)。

 

三月十二日,复陈士牧居士书二(六)。

 

春,作《〈劝戒杀生文〉》(七)。

 

仲夏,作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兰若七七念佛缘起(八)。

 

十二月廿八,复陈士牧居士书三(九)。

 

作《〈学佛浅说〉序》(十)。

 

(一)见释广定《印光大师纪念文集》载弘一《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》:‘(乙)惜福。大师一生,于此事最为注意。衣、食、住等皆极简单粗劣,力斥精美。民国十三年,余至普陀山,居七日,每日自晨至夕,皆在师房内,观察师一切行为,师每日晨食,仅粥一大碗,无菜。师自云:初至普陀时,晨食有碱菜。因北方人吃不惯,故改为仅食白粥,已三十年余矣。食毕,以舌舐碗,至极净为止,复以开水注入碗中,涤荡其余汁,即以之漱口,旋即咽下,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。至午余时,饭一碗,大众菜一碗,师食之,饭菜皆尽。先以舌舐碗,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,与晨食无异。师自行如是,而劝人亦极严厉,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有饭粒者,必大呵曰:“汝有多么大的福气?竟如此糟塌!”此事常常有,余屡闻友人言之。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,师亦呵诫之。以上且举饮食而言,其他惜福之事,亦类此也。

 

(二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三页《历史感应统记序》:‘民国十三年,江浙交战,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,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,余劝其遍阅二十四史,择其因果报因之显著者录为一书,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。梅荪颇欢喜。曾屡商办法,以年老精神不给,又无力请人代劳,怅然中止。’

 

(三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三四页《复倪慧表居士书》:‘十年前,北京有《自知录》出,上海、杭州、余姚各欲广印流布。此书乃完全捏造,光止之(不令印),后有二人亦仿彼之意,来函请证,光以《自知录》事戒之。’

 

(四)见《纪念文集·印光大师生西二周感言》。

 

按:此文中所记王羡门居士之弟皈依时间不详,仅是‘某客’告知王弘兹者,此‘客’得读《文钞》第一版之‘后数年’。非但皈依确切时间未明,且连王羡门之弟姓名亦未道出。然则大师之开示在兹,言之凿凿,终不能因彼文士疏忽习气,而致使大师如此重要诫箴湮没不彰。考徐蔚如刊印大师《文钞》之第一版在民国七年(一九一八)‘后数年’,则二、三年,三、四年,四、五年.....均不定也,乃以权宜办法,折衷归于本年条内,阅者谅焉。嗣后凡所记述事毫无线索头绪可循者,则于《年谱》后另立一专栏以载之。

 

(五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一页。

 

(六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三页。

 

(七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五九页。

 

(八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八八页。

 

(九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三九六页。

 

按:大师此函后复又提及《自知录》,谓‘宝一师只闻名,未曾通信。如欲亲近,亦非不可,但彼有一女弟子所出之《自知录》切勿看。看之恐不致力于一心,而专欲得好境界,则必致著魔,此为要义(上海、杭州、余姚见者,皆欲石印,光极言其弊 ,故皆止印)。’

 

(十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五十五页。

 

《学佛浅说》近代王博谦居士著。用通俗文字编写的初级学佛者读物,共二十篇。

 

公元一九二五年 乙丑 民国十四年 六十五岁

 

大师至南京法云寺,郭介梅往谒。大师对其开示云:‘汝既信佛,当劝汝母念佛,以求了生脱死,方谓真实报恩。’

 

二月廿四,复陈士牧居士书四(二)。

 

范古农率妇礼普陀大士,再谒大师于法雨寺藏经楼,范夫人皈依,大师赐法名‘智彻’(三)。

 

德森法师江西百丈,与了然法师同至普陀山法雨寺谒大师。大师出函介绍至佛顶山藏经楼挂单(四)。自后德森即依止大师,由普陀至上海太平寺,至苏州报国寺,直至上灵岩山寺,随侍整二十年(自一九一九年报国寺起)。

 

四月十八,复陈士牧居士书五(五)。

 

六月初二,复陈士牧居士书六(六)。

 

十月初一,邵慧圆回公署,晤见大师,幸蒙收录为弟子(七)。

 

十月廿六,复陈柏达居士书一(八)。

 

十一月初七,复陈柏达居士书二(九)。

 

十一月初七,复陈士牧居士书七(十)。

 

募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说明(十一)。

 

(春)复显荫法师书(十二)

 

复许止净居士书(十三)。

 

(一)见《纪念文集·印光大师五周年纪念概言》:‘迨民十四年,大师来京住法云寺,往求一见,蒙开示法:“汝既信佛,当劝汝母念佛,以求了生脱死,方谓真实报恩。”默思大师对余不曰父,而独曰母,是知父己先逝矣。慧眼洞见,遏胜惊讶。’

 

(二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六页。

 

(三)见《永思集·我之纪念印光大师》:‘十四年,率妇礼普陀大士,再谒大师法雨寺藏经楼,承赐妇法名“智彻”。’

 

范古农(一八八一—一九五一),现代佛教居士,佛教学者。号幻庵,别号寄东,笔名海尸道人,浙江嘉兴人。早岁攻治经史,勤勉好学而淡泊功名仕途。初不谙佛法,后与桂伯华、黎端甫等游,复每问学于章太炎,遂受浸染。偶于书肆购得《圆觉经大疏》,诵之大喜,以为救国之道,唯此彻底,尽在其中矣。台氏依杨仁山居士所定佛学课程,潜心研修,深有领悟。一九一一年,听《阿弥陀经》,研学《大乘起信论》,遂深信净土法门。一九一八年,皈依谛闲法师受具足戒。并随从听讲,复又通晓天台教义。此后即于沪、杭、苏、锡等地讲经弘法。嗣以为佛经高深莫测,非论疏难得确解,而疏释经论,莫逾慈恩一宗,乃精研法相章疏,颇有心得。尝谓:学理高深,莫逾《成唯识论》,行持方法,莫详《瑜伽师地论》。旋于嘉兴精严寺设佛学会,每岁春初及暑期,必亲临讲经。一九三一年,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,发行《佛学半月刊》,编辑《佛学小丛书》、《海潮音文库》、《佛学百科丛书》以及影印宋版《大藏经》。一九三五年起,任《佛教月报》主笔。一九三八年,应请至省心莲社主讲净土三经一论,同时讲演《三十唯识颂》、《阿毗达磨杂集论述记》。生平佛学著作有:《古农佛学答问》、《幻庵文集》、《八识规矩颂贯珠集》及《观所缘缘论贯珠释》等。

 

(四)见《永思集续编·追念导师溯前缘》。

 

按:德森法师初谒印老在民国十年(一九二一),嗣后印老迭有书翰及书籍惠赐,并有《续藏经》一部寄颁,时德森、了然己离江西,故未得之。

 

(五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七页。

 

(六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九页。

 

(七)同注(五)。

 

(八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五七二页。

 

按:此函中有‘光,光绪十二年朝五台,先在北京琉璃厂遍求《清凉山志》,只得一部,日常看之。以天冷,至三月初方到山。住山四十余日,见来朝山者多说见文殊菩萨,实少真行持者。固知朝山者说见,皆附和古人之迹以自夸耳’诸语,然则《行业记》载大师朝五台之期为光绪十三年,该文曰:‘遂于二十六岁(光绪十二年丙戍)辞师前往。是年十月,入堂念佛,沐彻祖之遗泽,而净业大进。翌年正月,告暂假朝五台,毕,乃回资福。’据大师此函所云,似在光绪十二年冬发心朝五台,以天寒冷,至(次年)三月初,方到五台山。然如此理解,又不符《行业记》所载之意,难圆其说。今姑并存,志以备考。

 

(九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五七三页。

 

(十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〇二页。

 

(十一)见《续编》卷下杂著,第二六一页。

 

(十二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二十七页。

 

按:大师此函虽短,然至为重要。教诲显荫数语,诚千金难市之言也。苟显荫获此猛省彻悟,必不夭亡焉。

 

复显荫法师书

 

接手书,不胜欣慰。座下聪明过人,不几年,于宗、于教、于密悉已通达。恨光老矣,不能学座之所得,唯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,则台、密二宗当大振兴矣。但现在年纪尚轻,急宜韬晦力修,待其涵养功深,出而弘法,则其利溥矣。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;无涵养,或所行所言有于己于法不相应而不自知者。此光区区愚诚也。道师已来,勿念。春风易于入人,祈保重调摄,当勿药有喜矣。

 

显荫(一九〇二——一九二五),近代僧人,俗姓宋,名今云,字大明。江苏省崇明县(今属上海市)人。早年于本县第一两等小学毕业,补入师范讲习所,用功勤读,学业优异。年十七,礼浙江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出家,复于五磊山受具足戒。旋入观宗学社受业,习天台教观,得悟法要。二十岁时任上海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编辑部主任。此后即专志研学宗。一九二三年东渡日本,入高野山大学,从金山穆韶阿阇黎学密法,同时考察日本佛教现状,草拟‘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’。一九二五春,学成归国。至宁波见谛闲老法师,谛老令其闭关用功。后至上海,是年夏即病逝。

 

按:显荫逝世时年仅二十三岁。印光法师此函后未署年月,据其内容视之,当是显荫离日本归国之时,此时已身染疾病,故信末有‘春风易于入人’以及‘保重调摄,当勿药有喜’等语,则此函复于一九二五春季无疑矣。此函中大师以长者身份对显荫法师爱护关切备至,嘉勉开示数语重心长,积久年之世故阅历,融佛法经论奥旨而凝炼成短短一言数词,自肺腑中泻出者:‘急宜韬晦力修,待其涵养功深,出而弘法,其利溥矣!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。’惜乎显荫,学贯宗教,身通显密,卒未能谙憬领悟印老此寥寥数语,据尔夭折,可悲也夫!印光法师尚另有一函(《复恒惭法师书》),亦提及显荫。时显荫已故,大师于哀痛惜之余,指出‘显荫天资甚高,显密诸宗皆得其要领,但以志尚浮夸,不务真修,死时显密之益不得力,念佛之事向未理会,亦不得力,虽有多人为彼助念,而自己糊涂,不省人事。此可为年轻之聪明人一大警策。良由显荫天资虽高,气量过小,无韬晦涵养之真修,有矜张夸露之躁性(在东洋回国,往宁波看师,当日即病,次日即往上海。因闻其师令闭关静修一语,即日便病,次日即去。竟至延缠以死,可不哀哉)。’

 

(十三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一九页。‘许止净’注见前。

 

按:大师于此函指出一般人不能接受认真长时间念佛之辛苦,其实此本非苦,以一向不惯,故以为苦,然此苦乃出苦之苦,若不能受此苦,则将来之苦,盖有说不能尽者意味深隽。

 

公元一九二六年 丙寅 民国十五年 六十六岁

 

仲春二月,于上海陈家滨太平寺会见释大醒,并作开示。言次批评大勇、显荫不该习密宗。并就大醒之叩问,述说对中国佛教制度的见解态度(一)。

 

夏,大师莅无锡,住学佛路佛学会内。三日间求皈依之男女弟子两百余人,为无锡从未有之法缘。秦效鲁谒,呈《狱中读庄老》一卷。大师以晋之慧远法师教化陶渊明事折摄之,曰:‘圣凡异果,在当下一念耳。’侯保三来见,奉赠昔年旅行普陀山日记。大师猝然曰:‘试述何为三太。’继谓侯曰:‘周室创八年之宏基,肇于太任、太姒、太姜。汝办女学,必发扬此等经训,庶几能救国救民。’侯为之折服。诸希贤校长及过女士同谒大师,求示以了生死之道,大师曰:‘诸为孝贞女,即尽力于教育,父母终天,了生死之道较易,尔过为青年孀妇,儿女尚稚,今后当母兼父职,教之育之,扶之成人,为国家有用栋梁,以尽父母之大责任。平居念佛,忏消夙业以外,当求深入经藏。汝二人者,了之之道,一易而一难。尔等其自勉之。’

 

大师喜小孩,诸慧心第三子锡文,年方六龄,大师再三摩其顶,且携其同上惠山北茅蓬共餐。

 

一周后,大师离锡赴姑苏。住苏州道前街自造寺。诸慧心于黄昏至寺晋谒。时气候炎热,大师纳凉圆中,躬自汲井水净面。诸慧心请为效劳代汲,大师辞曰:‘矛居南海数十年,事事躬亲。出家而呼童唤仆,效世俗做官模样,予素不为也。’又曰:‘予夙业重,眼目不如人,以是常服清宁丸耳。’次日,诸慧心再谒,袖丸呈之,并请以胞兄暨长男并谢君三名单求皈依,大师慨然许之,即就自造寺登座,说居士戒。说毕,适邑人刘柏荪居士至,同座席次,柏荪启请大师定期偕苏之某巨绅上莫干山避暑。大师正言厉色曰:‘予住普陀,气候愈热,愈喜做事。天天握管写信且不暇,何暇学今人时髦乎?’又谓:‘某绅将《金刚经》信手放在橙子上,某绅受诗书之训,将经亦同等看待乎?予不与此辈同行!’(二)

 

南亭法师暑假期间偕孝光及其徒释湘兰同朝浙江普陀山,于印光大师关房外拜求开示(三)。

 

是年,大师闻长安围解,急赈三千圆(四)。

 

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由中华书局排印,发行时共分四卷,线装四册,是为正编《文钞》(五)。

 

作《敬为施资流通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及展转传布看读诸善信回向偈》(六)。

 

七月,作《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》(七)。

 

九月九日,复陈士牧居士书八(八)。

 

作《绍兴偏门外娄江村兴教禅寺募修大殿疏》(九)。

 

(一)见《永思集.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》:‘在十五年挂褡金陵寺的一个和煦的春天,听得人说印光大师己由普陀山到了上海,乃发心往沪拜访这位真实所谓“渴慕久矣”的大善知识。

 

正是仲春天气,步行,身上颇有暖意。由爱文义路询问到陈家滨太平寺。从佛事兴隆的人丛中踏上第一进屋的前楼,一张名片交由侍者通报“静室”里去。一瞬间,岸然道貌的印光大师出见了。问讯顶礼后,对面坐下,说了几句仰慕的话,大师就开始批评大勇、显荫二师不应修习密宗。他说的道理当然亦有他的见地。他说中国现在有的禅宗、净土宗以及研究教义的天台、贤首等法门,何一不可以学习,偏要到日本去学密法!他老说这话的时候,潮州王弘愿正在南方大传其法,大授其徒。一方听说日本僧侣是所谓带妻食肉的,因为他老爱惜的显荫又恰恰死在高野山,于是他可以说完全不赞成,甚至反对别人习学密宗。

 

关于中国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,他老的意思以为一个人做好了,慢慢的去感化一般的僧侣,不必提出什么“整顿僧伽制度”的新鲜花样。大寺丛林规模不整,也可以劝说,劝说不行,则是他们的业障。因为他老这样说,我就说:“老法师安住普陀山二三十年,我看普陀的僧众能受感化的就很少,而且普陀在香会期中不应有僧侣行动也实在太多,老法师为甚么不加以劝导他们?”他老人家总以众生业障深重答之。随后又请问他对于上海寺院做经忏佛事那样十足的贸易化感想如何?他说:“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如果认为这是救济一般的出家人的生活问题倒也罢了,而其实做老闾板的脑筋却是为的饱其私囊。”印光大师是看不出的人吗?世出世法,他无一不知,况乎此事!不过老人是大善知识,素以道德修养为重,不愿意言僧过耳,只得以“没有办法”一语了之。

 

我请求大师开示,一个青年僧拟闭关自修,因为参学不合自己所需要,以阅读藏经为主,以朝暮二时念佛加持为辅,他老赞成我闭关自修,但阅读藏经认为不需要,还是以念佛最为要紧,因为一个修道的佛教徒不以求生西方为信、愿,则简直是自寻苦恼,喜堕三涂,好像很糊涂的样子。当其时,我并曾约略辨答,我说青年时代不多多的阅读佛经,将来拿什么学识去感化世人?所谓弘法利生,即如老法师如真没有《文钞》行世,怎么能令我们发生信仰?他老总是恳恳切切的谆谆开示:“不念佛的人太苦。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才是最二捷了当的。”

 

二月天气,那天格外暖和,是在下午三时前后,谈谈话,吃了一点茶点。约在一小时后,忽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,又漫谈了一个半小时,本来一见面,他就批评武昌佛学院。继而我向他一一说明之后,他老亦首肯僧伽教育是极其需要的设施。总而言之一句话,他老是专弘净土为他的心愿,无论怎么样说,最好不过是念佛求生净土。我告诉他,我不久要在金陵寺闭关,特为先来拜见老法师。第一次拜见,就多蒙慈悲这样的接引开导,心中得到有说不出的法喜。他老说了许多训勉的话,并且扯住我的手亲亲切切地再四嘱咐我,要念佛,要好好的用功,并且在临行的时候又叮咛:“你很聪明,不要学大勇、显荫他们。”滂沱雨止,乃告别。’

 

大醒(一九〇〇——一九五二),现代僧人,名机警,别号随缘,俗姓袁,江苏东台人。早年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。读《憨山梦游集》,遂萌出家为僧之念。一九二四年,依杨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剃度出家。时太虚在武昌创办佛学院。即入院深究内典。颇得太虚称赏。一九二五年,随太虚至庐山东林寺,入庐山学宭,深修英文及佛学,学有成就。一九二八年,应太虚命,至夏门南普陀寺任监院,并主持闽南佛学院,同时创办《现代僧伽》(后改名《现代佛教》)。一九三二年,随太虚离夏,次年至汕头小住,旋返武昌佛学院,主编《海潮音》。一九三五年,东渡日本,考察日本佛教。归国后撰有‘日本佛教视察记’,后住持江苏淮阴觉津寺,发行《觉津》月刊,创觉津佛学院。抗战期间,曾主持苏北七县僧众救训练班,护教卫国。一九四六年,继太虚之后,任浙江奉化雪宝寺方丈。太虚逝后,即参与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编纂及太虚舍利塔之建造。一九四八年至台湾,居善导寺,继续编辑《海潮音》。一九五〇年移居新竹之香山,一九五一年在新竹灵隐寺主办佛教讲习所。一九五二年因脑溢血病逝。一生佛学论文甚多。主要著作有《地藏本愿经讲要》、《口业集》、《空过日记》和《八指头陀诗评传》等。《海潮音》杂志社曾集其诗文数十万言,辑为《大醒法师遗著》问世。

 

大勇(一八九三——一九二九,现代僧人,俗姓李,名锦章,法名传众,四川巴县人。一九一九赴沪,依太虚剃度出家。后与持松一起,东渡日本学习东密,归国后,至上海、武昌等地开坛传法。后欲进西藏求学藏密,病逝于进藏途中之甘孜扎迦寺。

 

(二)见《永思集·至陈无我居士书》:‘丙寅夏,孙瓞香居士等函促慧心返锡,专为招待大师。大师莅锡,住学佛路佛学会内,三日间求皈依男女弟子二百余人,为无锡从未有之法缘。奏效鲁谒大师,并呈“狱中读庄、老”一卷。大师直截施折摄之语曰:“晋之陶渊明本从远公学佛,既而渊明自陈曰:‘吾耽杯中物,首违大戒。’远公曰:‘他人不能宽恕,尔能来,特宽容尔。’渊明徘徊而去。千古以来,远公之成就,与渊明之徒遗后世以高士之名,圣凡异果,在当下一念耳。’

 

(三)见《永思集续编·我与便函光大师的一段因缘和感想》:‘这是民国十五年,我在常州清凉寺清凉佛佛学院当助教。在暑假期间,偕监学孝先,孝光的徒弟湘兰,三个人连袂朝礼南海普陀山,在印公关房门外,拜求他老人家开示的法语。我们的坐位,面对著关房的洞门,举眼就看到印公的卧铺,一顶白、黄、黑三种颜色交织而成的蚊帐,一床薄被,一张草席。他老人家质朴而简单的生活,于此可以类推。古人说:“诚于中而形于外。”我们从所见所闻中,对他老人家唯有五体投地的佩服。’

 

(四)见《永思集续编·印光大师的人生佛教》。又《行业记》:‘如民十五年(六十六岁)长安被困,解围后,即以印《文钞》之款急拨三千圆,托人速汇赈济,’

 

(五)见《永思集·行业记》:‘徐蔚如居士得“与其友三书印行,题曰《印光法师信稿》.....十一至十五年间,迭至增广,复于中华书局印行,题曰: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。

 

按:大师《文钞正编》(《增广》)中,所有书函文章多无年月日期,今只得印行日期为一界,凡《增广》中年月无可考者,皆归于公元一九二六年(即民国十五年)前所作,并选录若干篇代表大师佛学思想各个方面的书信、文章,分段标点,附载于本年条后。

 

(六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八二五页。

 

(七)见《三编》卷四第八六三页。

 

按:此为印祖在南京之开示法语,同黄忏华、龚慧云笔记。

 

(八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〇四页。

 

按:此函后言及:‘《文钞》增广本将排完,现添百十页,二、三月当印,倘欲结缘,祈早来函。此次四百多页,又加近来纸贵,一部大约须七八角或八九角,以未排毕,故未定价。’

 

(九)见《三编》卷四第八八九页。

 

为在家弟子略说三归五戒十善义(见《增广》卷四‘杂著’第三十八页)

 

示净土法门及对治嗔恚等义(见《增广》卷一‘杂著’第四十三页)

 

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说(见《增广》卷四‘杂著’第九页)

 

复高邵麟居士书四(见《增广》卷一‘书’第廿一页)

 

按:大师此函中指出‘知之匪艰,行之维艰。’‘多少聪明人,皆以唯说不行了此一生。’其次指出对于在凡夫地,人皆有之烦恼,‘须于平时预先提防’,‘自然遇境逢缘,不至卒发,从发亦能顿起觉照,令其消灭。’再指出引起烦恼之境之甚者,无非‘唯财色与横逆数端而已’并一一开示对治此类烦恼之法。信函之第二部分,也即后半部分,论述念佛法门的根本宗要法旨(信愿行),以及念佛的具体要求和收摄心神、专致念佛的方法,特别祥明地著重介绍了‘十念记数法’,全文仅约二千二百余字,论说精辟、透澈、条理明晰,徇《文钞》中之名篇也。

 

与陈锡周居士书(见《增广》卷一‘书’第二十三页)

 

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(《增广》卷一‘书’第十一页)

 

公元一九二七年 丁卯 民国十六年 六十七岁

 

政局初更,寺产毫无保障,普陀山首当其冲,由大师舍命力争,始得苟延保存。及某君长内政,屡提庙产与学之议,举国缁素惊惶无措。幸谛闲法师与大师在申,得集热心护法诸居士计议,先行疏通,次派代表请愿,议未实行。后又颁驱僧产条例,师特函呈内政部长赵次陇设法,遂无形取消。继嘱焦易堂居士等大力干旋,始得将条例修正,僧侣得以苟安(一)。

 

秋冬之间,释大醒第二次拜谒于上海。谈论河南省庙产被军阀没收变卖情形,大师颇显愤慨,然终不言僧过(二)。

 

(西历)十月某日,在上海阐北太平寺,作家叶绍钧(圣陶)先生由弘一法师引见来谒,同时拜 谒大师者还有周予同、李石岑等七八人,叶后作《两法师》一文以记之(三)。

 

季秋,作《般若融心论重刻序》(四)。

 

与明本师书(五)。

 

复卓人居士书(六)。

 

致自觉居士书(七)。

 

《嘉言录》题词并序(八)。

 

作《净土三要述义》序(九)。

 

作《普为现在印送及永远流布《文钞》者回向颂》(十)。

 

复潘对凫居士书一(十一)。

 

(一)见《永思集·行业记》。

 

(二)见《永思集·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》:‘记不清楚是不是十六年的秋冬之间,第二次在上海拜访大师。其时,河南的寺产正被军阀们没收变卖。大师一见面就谈起这一件事,声调间也显出一点忿然的意思。湖南僧尼受国民党激动也发生了许多不经见的动态。他老谈到也颇愤慨。不过老人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,他始终不责备僧众的自身,这一点非常奇怪。比方说,谈到一般的出家人或丛林寺院的制度应要改革等等,他老总听不入耳,总是说出家人不肯发心念佛求生净土,从来好像没有说过出家人太不学好,应该要加以整顿的话。这恐怕是年令高了影响于思想吧。’

 

按:大醒是很聪明的,他在谈话中觉察了大师在此一问题上‘始终不责备僧众自身’,‘这一点非常奇怪’。故归结到认为‘恐怕是年令高了影响于思想’。其实,大醒当时毕竟年轻,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此既非大师年高思想老化,亦非‘不言僧过。’大师对于出家人的堕落,批评是很多很严厉的,甚至斥为‘髡民’,但在此等庙产存亡大是非上,大师眼明心亮,实非仅仅对寺院丛林制度改良、整顿即可取效的。这是一个社会问题,是一个政治问题,牵涉国家体制及权与法的问题。正是任何一个高僧大德、山林隐逸所最不愿意浸染其中,也是出家人没有力量干预、改变的。这些问题不能谈,无法谈,也不愿意谈。说困难千难万难,说容易也容易得很。大醒法师为自障所蔽,不能深省大师言外之意,不语之语,惜哉!

 

(三)见叶绍钧:《脚步集》(民国廿二年二月再版,新中国书局出版)载《两法师》:‘饭后,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,谁愿意去可同去。印光法师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,并且见过他的文钞,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,自然也想见一见。同去者计七八人。......到新闸路太平寺,有人家借这里治丧事,乐工以为吊客来了,预备吹打起来。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,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,才知道误会,说道,“他们都是佛教里的”。寺役去通报时,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(他平时穿的,袖子同我们的长衫袖一样),恭而敬之地穿上身,眉宇间异样地静穆。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,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房间里,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,背部略微佝著,我想这一定就是。......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,肌理颇粗,表示他是北方人:头顶几乎全秃,发著亮光:脑额很阔,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,却同戴了眼镜上面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:嘴唇略微皱瘪:大概六十左右了。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,正是绝好的对比,一个是水样的秀美、飘逸,而一个是山样的浑朴、凝重。

 

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,‘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,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,今来见法师,请有所开示、慈悲、慈悲。’

 

对于这“慈悲、慈悲”感到深长的趣味。

 

“嗯,看了语录,看了什么语录?”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。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著机锋吧。没有人答应。弘一法师便指石岑先生,说这位居士看了语录的。

 

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。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,徒然嘴里说说,作几篇文字,没有道理,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,生死不了,非常危险;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,别人念佛就是迷信,真不应该。他说来声色有点严厉,间以呵喝。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念了。

 

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的恳请,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。

 

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,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。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,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。佛家用因果来说,那就深奥得多。行善便有福,行恶便吃苦;人谁愿意吃苦呢?——他的话语很多,有零星的插话,有应验的故事,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。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,故遇有机缘,不惮尽力宣传,宣传家必有所执持,又有所排抵,他自也不免。

 

按:叶圣陶先生不愧为当代文学巨匠,此篇短文以寥寥数笔为印光大师勾画出一幅生动的肖像,也是仅有的一篇关于大师体形外貌详细特征描写的文字记叙。此文在当时及后来流布颇广,传诵甚众。有于佛教毫无所知者,以读此文而知有‘印光’、‘弘一’近代两大师也。

 

(四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八〇页

 

按:《般若融心论》,幽溪法师讲解《金刚经》要义,约四教以释之,会归于圆教之书,王谋凤居士出资刻版,印光法师校勘,作序。

 

(五)见《续编》卷上第十五页。

 

按:此函乃印光大师专为告诫明本法师,其代理戒尘法师为灵岩住持所应注意、遵循之六条规箴,于此可窥大师之办道思想方针、方法。此六条之精神,若每条以一字概括之,则为(一),省;(二),俭;(三);正;(四),谦;(五),勤;(六),公。及至后来亲订灵岩寺常住规约五条,大师之为灵岩道场劳心竭力固非一朝一夕也。

 

(六)见《续编》卷上第二〇一页。

 

(七)见《续编》卷上第一三二页。

 

(八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一一七页。

 

按:《嘉言录》,大师皈依弟子李圆净居士所编选。

 

李圆净,近代佛教学者,居士。原名荣祥。浙江人。久居上海经商。皈依谛闲法师,后皈依印老,即专修净土念佛法门。著有《佛法道论》一书,一九三六年出版。另有编者: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释》、《焚纲经菩萨戒本汇解》、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科文表解》、《楞严经白话讲要》、《大乘宗要》、《饬终津梁》、《甘地的戒杀主义》、《印光法师嘉言录》等。一九五〇年病故。

 

(九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一二三页。

 

(十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一九四页。

 

(十一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二三页。

 

按:此函中大师预示来年‘秋后则作一南北东西了无定处之游,以免信劄应酬,徒为人忙,误己大事也。’此函后亦未署年月,以信中自称‘光今年六十七,精力已衰’等语,定为本年所写。大师复潘对凫居士前后共三函,此为第一函,后两函中亦有精警开示,惜其函年月皆不志,无法考查。今将其信中妙语撷出录之如左:

 

‘是以欲求往生,当放下此世间,并放下过分之狂妄心(如同菩萨在生死中度脱众生,此须自已是菩萨始得,若自己尚是凡夫,便欲担任此事,不但不能度人,且不能自度。世间多少善知识,皆受此病,尚谓之有大菩提心,须知此心求往生则有益,以此不求往生,须是菩萨则可,否则危害不浅)。过分之狂妄心,为真修行者之一大障碍,不可不知。’(《复潘书二》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二四页)

 

‘接手书,不胜感叹。阁下厚德及人之深,以致溃兵土匪亦相戒勿扰。此非真有可动人者,曷能得也?食为民天,能惠民者,天必佑之。......是知人有实德,天有奇报。彼剥削百姓脂膏以求子孙富贵者,率皆灭门绝户,而其神识当永堕恶道,无有出期,可哀也。是以欲救世人,非极力倡因果报应,断断不能收实效。’《复潘书三》(同上)

 

《嘉言录》题词并序(《续编》卷下第一一七页)

 

公元一九二八年 戊辰 民国十七年 六十八岁

 

有广东皈依弟子拟请大师往香港,因离普陀山,暂住上海闸北太平寺(一)。

 

二月廿一日灯下,复朱仲华居士书二(二)。

 

三月初一,复罗鸿涛居士书一(三)。

 

三月初三,复罗鸿涛居士书二(四)。

 

春,大师莅沪,居士李慧澄请大师至‘二忆精舍’佛堂,李与其妻周圣定同受皈戒(五)。

 

有川僧听脉念佛者,其徒以其师之文与偈持之至太平寺谒大师,祈为改削流通及作序。大师阅后却之(六)。

 

上海一皈依弟子请大师至其家吃斋。此弟子有一位五十余岁学佛多年之亲戚。此女居士学问亦很好,由此请谒大师。大师见面告诫之:‘年纪大了,赶快要念佛求生西方。’且谓:‘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,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,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。’(七)。

 

夏,仍返普陀山法雨寺。偶晤张曙蕉女居士。先是,张曙蕉与中西至友六、七人避暑于普陀山麓极乐庵。每夜必至海上游泳。其事为大师所知,特遗一青年僧人相告张曙蕉等曰:‘印光法师说:“南海多漩涡,防不胜防,每年有人惨遭灭顶,切勿儿戏,后悔莫及。”’(八)

 

张即至法雨寺相访,大师一见欢然,赐与《文抄》一部,张以已所著《绿天簃诗词集》答赠。次晨,大师即遗一山童送一纸简与张,以评价《绿天簃诗词》,循循善诱劝道张女士:‘当移此愁怨以念佛,则生入圣贤之域,没与莲池海会。’(九)

 

张曙蕉至法雨寺再次拜谒。大师谆谆劝诫曰:‘汝不要专学西欧虚派,当于公私之暇,实行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。因一息不来,即属后世,此时纵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亦无用处。若不及早修持净业,待到此时,方知虚受此生,枉将宿生善根,尽消耗于之乎者也中矣。可不哀哉!喜作诗文,是文人习气,若不痛除,欲于佛法中得真实受用,万难!万难!’(十)一星期后,张曙蕉离普陀山,往法雨寺拜辞大师,大师劝勉其皈佛,坐谈二小时之久始别。

 

六月初一,复万梁居士书一(十一)。

 

六月朔旦,敬书华严大经以尽孝思序(十二)。

 

七月十九,复杨典臣居士书三(十三)。

 

八月,复智章居士书(十四)。

 

十月初九,复万梁居士书二(十五)。

 

十月十四灯下,复王照离居士书一(十六)。

 

十一月十七灯下,复王照离居士书二(十七)。

 

复宋六湛、褚莲净、张子净三居士书(十八)。

 

作《地藏经》石印流通序(十九)。

 

作《梵纲经菩萨戒集证》序(廿)。

 

作《净土辑要》序(序廿一)。

 

作《感应篇直讲》序(廿二)。

 

作《到光明之路》序(廿三)。

 

作《石印‘闺范’缘起》序(廿四)。

 

作《地藏菩萨往劫救母记》序(廿五)。

 

复周伯遒居士书(廿六)。

 

复义通法师书(廿七)。

 

圆瑛法师具书启请大师讲《阿弥陀经》,复函以老病辞(廿八)。

 

(一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页大师‘自述。’

 

(二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三三页。

 

按:原函后但署‘二月廿一日,灯下,’无年份。今据其信中所云‘光廿三下山,至上海陈家滨太平寺料理印书事,六月仍归山,七月下山则不归矣’等语,以及上年(民国十六年)复潘对凫书一中所云‘明年前半年,尚有许多书当印。秋后则作一南北东西了无定处之游’之语,可知是函写于一九二八年,即民国十七年夏历二月廿一赴沪之前夕。且由此可知,大师是年之夏六月间仍返普陀山居住。

 

(三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〇页。

 

按:大师 此函教诫罗氏‘既自名为佛弟子,何得以己之凡夫知见测佛境界?’(原函全文引录于后)

 

罗氏曾于大师逝后作文纪念,追忆此事,文名‘印光大师盛德识小录,’载《纪念文集》中,自谓:‘业障深重,福慧浅薄,于印光大师生前未获一礼觐。民十七年春,虽曾两书请益,终以根机钝劣,亦未能当下领悟,反因此时生讥议。直至今春,始能领会大师教训之益(详情见二十三期弘化月刊——原注)。由是深爱大师之文字般若,发心为之编辑外集,藉以自赎往日罪愆于万一。’

 

据罗氏所记大师之盛德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 

一,慈悲广大。大师晚期,目力精神两俱衰损,开示各方函件,每云:光老矣!目力精神俱不给,以后勿来信,来决不复。亦不许介绍人皈依。外集中所收此项函件颇多,几于耳熟能详矣。于以见各方敬仰大师、有所请益者之多。而大师虽作此说,仍不惜多方开示,每每手眼两镜并用,成一短劄。为弘杨佛法而牺牲,一至于此。其慈悲心之广大,宁可量乎?

 

二、留心医药,心存济世。病为八苦之一,一经病患,其痛苦之烈,非身受者莫能知,于是求医服药尚矣!大师虽不习医,而于医药一项关心至切。《外集》中,于治大麻疯、虐疾、盲肠炎、疗疮等药,时时有所开示,俾展转相告,同犹解脱苦厄。至于戒鸦片方,毒乳杀儿,念观音救难产,分赐大悲水、米,尤言之屡屡。古贤有云: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。大师有焉。且大师所留心之医药,方必求其灵验,药必求其简而易得,务使贫富皆可获益。此尤足令人称道也。

 

三、力扶正道,痛斥扶乩。大师平日教人,惟在老实念佛上做功夫。与子言孝,与父言慈,与友言信,力戒怪力乱神之谈。故于扶乩之冒托仙佛,不惮大声疾呼,加以指斥。《外集》中往往见之。虽以此得罪于人,所不计也。其摧邪辅正之处,有功于世道人心者为不小。

 

四、处事镇定。大师暮年闭关报国寺,其时风声鹤泪,一夕数惊。各方弟子时以大师生命为念,纷请避地。大师概行婉辞,以一经遭难,即得生西自慰。履危若定,不肯先去以为民望,是可敬矣。

 

五、发挥儒理。大师虽归心佛门,而于儒教古贤之意旨亦多融会。其发挥处,颇多前贤所未道。至程朱诸儒,破斥生死轮回之心迹及其后患,《外集》中尤一再言之。心和气平,起程朱于地下亦当心折。

 

六、文辞高古,书法古朴。大师之为人,其足以见重于世者甚多,初不必再求文辞书法之美妙。然即就其文辞而言,亦深足以令人爱重。至其书法,有时任意挥洒,固古朴可喜,稍经意者,直可上追鲁公争座位帖。此二者虽不足为大师增重,然亦可以见有道者之无所不能矣。

 

(四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〇页。

 

(五)见《永思集·诗偈十四》(第二二七页):

 

十九年前礼南海,承师苦切诲谆谆。

光明幢倒吾安仰?剩有淋浪泪满巾。

 

(原注:民国十一年度夏,普陀进香谒师于法雨寺之藏经楼。一见即劝导持名念佛,开示恳切周挚,虽顽石亦应点头。十七年春,师莅沪,特延至二忆精舍佛堂 ,与亡室周氏圣定同受皈依戒,自此趣向始定。)

 

(六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〇八页《复谢慧霖廿五》。

 

按:大师阅此川僧之文与偈后,谓来谒之川僧徒曰:‘汝师到是有所悟者,但以禅净宗旨不明,以禅为净,以净为禅。俾念佛者不致力于信愿,而致力于参究,纵有所悟,不能仗佛力往生西方。由未断惑,不能仗自力了生脱死。汝要流通,我也不打破,汝自为之。我亦不为汝改削,亦不作序。汝印出来也不要送我,我也不肯为汝施送。’其人遂去。向大众书局排印数千本,名《禅净言行录》。

 

大师评其偈谓:‘其偈居半,似有道理,但宗旨混滥,亦可令无知之人种善根,亦可令真修净土人弃信愿。此种书,光不肯干预。’

 

(七)见《三编》卷四第一一〇九页《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》:‘民国十七年,上海有一皈依弟子,请我到他家吃斋,便说他有个亲眷,是学佛多年的女居士,学问亦很好,已有五十多岁了,可否叫她来谈谈。我说可以的。于是就叫她来。等到见面的时候,我就对她说:“年纪大了,赶快要念佛求生西方。”她答道:“我不求生西方,我要生娑婆世界。”我便回答她道:“汝的志向太下劣了。”她又云:“我要即身成佛。”我又回答她道:“汝的志向太高尚了!何以那个清净世界不肯往生,偏要生在此浊恶的世界?要知道,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,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,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。”像这样不明道理的女居士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,实在是自误误人的。’

 

(八)见《纪念文集·追慕原始要终之第一位》。

 

按:张曙蕉,女,名汝钊,字曙蕉(公元一九〇〇——一九七〇)。浙江慈溪人。皈依太虚法师后,赐法名圣慧。祝发为比丘尼后依根慧法师,赐法名曰本空,字又如,号弘量。出家前著有《绿天簃诗词集》。

 

(九)见(八)。又,此函收入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一七页《复张曙蕉居士书》。

 

(十)见(八)。

 

按:《三编》收大师复张曙蕉书共八通,张女士此纪念文中引录二通。大师与张曙蕉只此一遭会晤,前后见面三次。据张氏此文所言,时间在‘民国十七年夏’,而大师《复张曙蕉居士书四》中,开首即言:‘君于民十六年见光时,光颇嘉其聪慧,而又能受人指斥,故光常冀君为浙地女界之善导。’大师人事纷繁,接引初机如曙蕉辈不胜之多,日久回忆,于时间上似有约略之处,而张女士则毕生拜谒大师仅此一遭,故于日期上记之似较确切。且据本年大师‘复朱仲华书’中所云‘六月仍归山,七月下山则不归矣,’可知是夏大师仍在普陀山。与张曙蕉会晤或其时欤?因从张文所记,载入本年条内。

 

(十一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五三页。

 

(十二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五四页。

 

(十三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五二二页。

 

(十四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三九页。

 

(十五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五四页。

 

(十六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四〇页。

 

(十七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四一页。

 

(十八)见《续编》卷上第二〇七页。

 

(十九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九页。

 

(廿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十一页。

 

(廿一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十二页。

 

《净土辑要》,大师之皈依弟子、湖南刘阳潘慧纯、邵慧圆居士编辑。共分三编,上编辑录《增订广长舌》为初机入门;中编辑录龙舒居士及历代净土宗法师切要之开示语录;下篇辑录念佛仪式及净土日课经咒、回向文。

 

(廿二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十五页。

 

(廿三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七十四页。《到光明之路》,大师之皈依弟子李圆净居士编辑。述因果报应之善书。

 

(廿四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九十五页。

 

按:《闺范》四卷,明吕叔简编辑。万历十八年庚寅(公元一五九一年)成书。近代李耆卿出资印行五百部流通,并祈印光法师为之作序。

 

(廿五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一〇九页。

 

‘众生之心,与佛无二,其不能作佛、常作众生者,以其自无慧力,不能觉悟,又无善知识为之开导,由是以本具佛性之妙心,作起惑造业之根本。’

 

(廿六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二七九页。

 

按:大师复周伯遒居士函共二十通。此函后亦无年月日期,以函中‘香港早已函电催促,明年正月当即前去’句,再参照《大师自述》中‘民十七年,有广东皈依弟子拟请往香港,离普陀,暂住上海太平寺。十八年春,拟去,以印书事未果。’等语,考定此信写于本年。

 

(廿七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十八页。

 

按:印光大师对于自身个人力量,对于所处当时社会环境、局势,皆有充分客观现实之估量,故别具洞察事物事件本质之卓识远见。此乃大师终其世弘法利生之特点,亦是其弘扬净土念佛法门取得辉煌成果原因之一。因时制宜,契理契机,此之谓也。大师且举南京法云寺例,谓:‘南京法云寺,已募四万八九千圆,拟先盖大殿,光极力阻止,幸未盖。若盖成,则必被兵住。’凡不顾当时当地实际情形,一味谬以大兴土木,募缘建筑,自命为弘扬佛法者,皆应以大师此函为警策,逐字逐句领会其中意义,三复其旨,真佛子者,必幡然而悟矣。原函未署日期,今以信中自云‘虚度六十八岁’诸语,定为本年所写。

 

(廿八)见《永思集·印光大师生西事实》。

 

复罗鸿涛居士书一(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〇页)

 

复张曙蕉居士书一(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一七页)

 

复张曙蕉居士书七(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二一页)

 

妙峰法师,明代山西平阳人。名福登,姓续氏。天生异相,七岁失恃怙,为里人牧羊。十二岁投近寺僧出家。僧待之虐,逃之蒲阪。山阴王建见而奇之,修兰若令其闭关,入关未久,即有悟处,作偈呈王,王取敝履割底寄之,登接得礼佛,以线系项,自此绝无一言矣。

 

复义通法师书一(《三编》卷一第十八页)

 

公元一九二九年 己巳 民国十八年 六十九岁

 

离普陀山,在沪校印各书,急欲结束,及早归隐。拟应广东弟子黄筱伟等所邀赴香港。真达法师等以江浙佛地信众尤多,一再坚留,遂辞香港之请,留之(一)。

 

正月灯下,复周智茂居士书一(二)。

 

二月初二,复师康居士书(三)。

 

五月初三,复焦易堂居士书(四)。

 

夏六月,作《慧济居阅经室缘起》(五)。

 

夏,晤芝峰,大师予以教诲约一小时(六)。

 

季秋,作《乐慧静优婆夷生西记》(七)。

 

十月廿三,复李少垣居士书(八)。

 

十一月十六,复某居士书(九)。

 

十二月初八,大师在沪世界佛教居士林作开示,时范古农作开示法语记录(十)

 

胡兆焕居士由明道法师介绍皈依为弟子,大师勖以‘致力教育,栽植青年,当如苦行头陀,不辞劳瘁’(十一)。

 

作《介绍用三星素皂书》(十二)。

 

复陈慧和居士书(十三)。

 

复郝智熹居士书(十四)。

 

作《普门品讲义序》(十五)。

 

作《历史感应统记》序(十六)。

 

作《新编观音灵感录》序(十七)。

 

作《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并各殿堂寮舍疏》(十八)。

 

作《募修永年祈祷普利会疏》(十九)。

 

作《莲宗正传》跋(廿)。

 

作《地藏菩萨本迹灵录》序(廿一)。

 

作《日诵经咒选录》序(廿二)。

 

作《净土问辩·功过格合刊》序(廿三)。

 

作《觉后编》序(廿四)。

 

作《重印〈达生〉〈福幼〉两编序》(廿五)。

 

作《重印〈环球名人德育宝鉴〉序》(廿六)。

 

作《放生杀生现报录·戒杀放生各文合编》序(廿七)。

 

作《五台碧山寺由广济茅蓬接法成就永为十方常住碑记》(廿八)。

 

(一)见《永思集》,‘行业记’。

 

(二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五九页。

 

按:此函虽短,然函义精辟,信中所云‘今人体质单弱,不得妄效古人’;又如‘佛法真益,要在至诚中得’等语,皆为重要开示。信中告诫一切修行之人,必须质直无伪,真实做去,方为实行。所谓‘少实胜多虚,大巧不如拙’,当书之以为座右铭。

 

信后另附印光大师对《增广文钞》中戒烟药方用之补充说明。鸦片烟者,吾国自清季至民国一大祸患也。近偶阅野史所载,谓张学良将军早年亦曾染此嗜好,且已成瘾癖,其后为强身报国,矢志戒之。不幸先遭日军之欺,以玛啡针诈称戒毒针剂,毒瘾转深。及觉察时,受害已甚。后至上海,设宴请诸友好宣白戒毒决心,乃独处静室,质直做去,当甚瘾发作之际,痛苦不堪胜言,至以首撞壁,流血满面。幸恃张帅意志坚毅,体魄强健又且年青,数日后毒瘾炽烈之势减退,辗转一月,加以调治,戒毒成功。夫张将军者,人中之豪杰也。及其少时,犹不免受社会流弊所荼毒,戒除之际,艰危如此,况一般芸芸众生,下根庸人,其能到此地步而决然自拔乎?吾在此不惜篇幅载述,絮絮以此事为例者,盖可以管窥鸦片烟患在当时社会祸害之烈。由此可以映衬出大师施刊戒烟药方,且一再谆谆说明之苦心,大慈大悲之菩萨心肠。印光老人虽身居海岛,其洞察当时社会流弊一清二楚,而救苦救难、普济众生之大乘佛教精神于此相得益彰。

 

(三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六八页。

 

按:大师于此函中介绍《寿康宝鉴》一书,对于青年养身修性重要意义,拳拳之心,慈母之爱耀然纸上。

 

(四)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二〇页。

 

按:此函近代一难得之宗教家精辟政论文章也。大师于此文历陈事实,指斥当时政府破坏佛教,意欲驱夺僧产的行为,实际违背了立国之本的三民主义。全文雄辩有力,文笔矫健,首尾呼应,始终针对民国政府的三民主义意旨而发,所谓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也。信后一段附言,论及新时代之男女平权问题,直截了当指明‘女人之权大于男子多难称喻’;又谓‘治国平天下之权,女人家操得一大半’。可算得‘妇女顶半边天’发源之论。

 

此函末但署月日,未写明年代,今据其起首所云:‘以三民主义互相号召,今已十有八年’句,考定为民国十八年,即公元一九二九年时所写。

 

(五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八〇三页。

 

(六)见《永思集·纪念印光老人的老实话》。

 

(七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八一七页。

 

(八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〇四页。

 

(九)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一八页。

 

按:大师此函中,有三层深义值得仔细领会深思:一、谓人之成败(关键)全在幼时。二、谓父母者儿女之模范也。其三、谓光宗耀祖,成家立业,只在能立志学好而已,岂有什么难行难做处!法师屡屡指示:‘家庭教育为改造社会,培植人才之根本途径。’此项观点、主张,大师终其世不厌其烦地为人提起。

 

(十)见《永思集·我之纪念印光大师》:‘十八年佛成道日,于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,记录大师开示。’‘开示法语’全文见《三编》卷四第八七五页。

 

(十一)见《永思集·印光大师圆寂感语》。

 

(十二)见《续编》卷上第一二九页。

 

(十三)见《续编》卷上第一七〇页。

 

(十四)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五三一页。

 

按:此信中大师指出:‘若是唯读得几种禅书,便学著弄机锋,则其罪极重。’‘譬如军中口号,非营外人所得知。若顺字面解机锋,则如营外人妄意营中口号为某,便自混入,能不送命于当下乎?’此则譬喻,生动深刻之至。原函末后未署年月日期,今据其信中自云‘虚度六十九年’而定为本年所写。

 

(十五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十三页。

 

(十六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十三页。

 

按:此书大师向魏梅荪提议(见前注),后由聂云台居士请许止净居士编辑完成。乃历史上因果报应故事之汇载也。

 

(十七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十九页。

 

(十八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三八页。

 

(十九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三九页。

 

(廿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四三页。

 

(廿一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三十页。

 

(廿二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五十页。

 

(廿三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五十二页。

 

(廿四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五十三页。

 

按:《觉后编》,前清隐士王克庵所编。选取诸书如《阴骘文》、《功过格》等及古今贤哲所著孝亲敬长、持身涉世、改过迁善诸嘉言,辑为一编,共分十四门。

 

(廿五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七十页。

 

按:《达生编》中医产科普及知识书。《福幼编》,中医儿科、保健书。

 

(廿六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七十八页。

 

(廿七)见《续编》卷下第八十九页。

 

按:《戒杀放生录》,清代江慎修所编,将所见所闻之杀生、放生因果报应录之成集。其族斋孙江易园为之排印出版于民十一年。大师所序。

 

(廿八)《续编》卷下第一六七页。

 

按:佛界内向有剃度派寺院与十方丛林之分,剃度派寺院与寺庙创建及管理体制上,有其存在之历史根源与社会基础,然古今高僧大德无不以与树,维护十方丛林为已之第一宏法大事。此文可并参阅大师《至广慧和尚书》(《续编》上卷)、圆瑛法师‘清凉芬芳普济寺十方碑记’(圆瑛大师年谱)及沈去疾《上海普济寺碑考》等。

 

复焦易堂居士书(嘉言录“喻在家善信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