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光大师人生思想过程

能利法师

  内容提要:本文以《印光大师全集》为中心,其中以《印光大师文集》为重点。论文以时间为轴、以思想为线索,对净宗士十三祖印光大师的生平作了简要描述。本文的重心在于阐明大师学佛、修行、弘法的过程,对大师如何由儒转佛、为何独依净宗等问题作了探讨。

  一 目疾与学儒

  大师俗名赵绍伊,字子任,系陕西省郃阳赵氏之子。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(1861年)腊月十二日。其家世在当地皆有所称道,云有旧德[1]。父名秉纲,母张氏。有三子,长子名从龙,次子名攀龙,师行三,其父与长兄皆饱读儒书之人,而二兄则可能因家庭的劳动需要而从事农业的生产和家庭事务之中。

  师出生六个月后,即患目疾,长哭一百八十天,大师在文钞中常提及此事。

  光宿业深重,生甫六月,后遂病目,一百八十日,未开一目,除食息外,昼夜常哭。在老人料来皆不能得见天日,而幸承宿善根,好而仍见天日,实为万幸。[2]

  但眼疾虽愈,视力还是有损伤,如果长时用眼,眼睛就会发红,而不能视物了,待眼睛休息好后才能再看。从大师的相片上看,眼睛并没有什么异常,大师自己也这么说[3],这样很难断定师患何种眼疾。有人认为大师所患急性结膜炎[4],笔者认为不可,因为大师此病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妨事,也无病症。且在求戒时由于长时写字,用眼过度而又发红如血灌,如果是急性炎症,其病性何以存二十多年;再,大师在普陀时仍然是目有微疾[5],所以是为何病,尚难断定。

  目疾对于大师来说相伴一生,也与大师择法弘法息息相关:生甫即患,长哭六月之久,虽愈而仍有损;至受戒时,又因目疾,发心念佛且愈,得以深深体会净土法门之殊胜,此亦为大师力弘净土因缘之一[6];至晚年法道大弘之后,正信的念佛法门已在各地响应,文钞、增广文钞、及各种善书佛书普及广泛,由于十方信众不断来信请示、或诸方之讨教、讨论,甚至诘难之函频频而至,又因大师长夜在电灯下校对经书,勤奋之极,因字过小而眼大伤(1934年冬)。当此之时,大师亦兼于时势,遂有隐退之意,于是广发告示(1935年二月)[7],力劝不要再来函了。师常云及目疾,不但忏悔自己宿业,也劝人不要造坏他人眼睛之因[8]。有人认为大师一生弘法,幼而目疾,少而目疾,老而目疾,却总不失眠,实为异事。而诸多断人善根之名人,却老而不见天日,是为常事[9]。当然,此仅为一说而已。

  师从幼小就随其长兄在家中读儒书,稍长后亦帮家中干些农活。少年后又随长兄移至长安继续读书。师能一直读书的原因有三:其一,师身体素质不好;其二,家庭的希望。大师学名绍伊,即是此意。郃阳在商朝时出了一个名相,名叫伊尹。师之此名即是希望他能求得功名,并能象伊尹一样名传千古;其三,师特聪慧故。这从大师的文钞中可以看出来,特别是文钞正编(增广),其用词遣句之文字功底极高(有的甚至是翩体文)[10],读起来也朗朗上口;又从大师对佛教义理圆融无碍的辩辞,其智慧亦实令人景仰。例如,有人提出,“只要心好,何须持斋”的言论时,大师是这样批驳的:

  今试论曰:只要心好,何必持斋。杀彼之身,悦己之口,是好心耶?非好心耶?且兵劫之时,贼来杀人,亦当皆是好心。设杀汝时,为感恩乎?为怀恨乎?……(则)汝之行为,原是众生,何可未得言得?[11]

  正是由于大师的聪慧,对儒学义理的熟练,以及师处之于众多儒学者之中,则儒生相传的破斥佛教的习气,师亦效之破佛,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,师每谈及儒,必提到自己破佛之事。

  光本生处诸读书人,毕生不闻佛名,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,群盲奉为圭臬。光更狂妄过彼百倍,幸十余岁厌厌多病,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。[12]

  师因病而深自悔悟,知受韩欧程朱之学误,而读佛经,遂发出世之愿[13]。

  文钞中涉及大师未出家前之事极少,其中原因一是大师自己几乎不提,一是不愿别人讲(别人往往讲错,或添油加醋[14])。仅有一次,师在普陀山时,曾因彭孟菴(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而避难普陀山)之幼子与别家小孩打闹,讲过一段大师少时之事。对此二子讲了一段自己幼时之事来训导他们。师家乡每年秋收后,必演戏酬神,一日大师提早去并置一椅子于戏台前之佳位,遭一强少年之重打而忍之且不记仇之经过:“村中同姓某,粗而暴,向予厉声曰:此椅谁置?予答曰我。语声未绝,彼即掴我两耳光,将椅抛出数尺之外,予登时头痛欲昏,眼花乱灿,忍痛吞声,不敢闻于父母,恐父爱子心切,酿成口角也。从此益知自厉,不敢稍有疏忽。越数年长成,薄得村众垂青。暴者遇吾于途,迎而笑曰:请至吾家。予亦一笑诺之。此事平常未告人知,予固示弱,弱亦何妨?不可以新名词竞争二字奉为神圣不可侵犯也。[15]”是知大师少时即非为常儿之态及长成后学业之进取之优。

  正是由于大师对儒学有透彻的了解,以及儒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,所以在弘扬佛法时,站在更深一层来阐明、宏扬儒学,说明儒学对在为人、家庭和睦、社会安定的巨大功用,且影响了不少鸿儒学佛、念佛。

  二 出家及参学

  1882年(光绪八年),师21岁时,随长兄在长安念书,出家的念头在脑子中莹绕已久,此时趁长兄回家之际(家离长安240里),独自往终南山出家,礼莲花洞道纯禅师披剃,赐法名圣量,法号印光。寺院中条件十分辛苦,师曾自述:

  光师意光总有蓄积,云出家则可,衣服须自备。只与光一件大衫,一只鞋,不过住房吃饭不要钱耳(此地苦寒,烧饭种地皆亲任)![16]

  师在作务之余,也学习功课、怡山发愿文,知有禅净之功夫,且有意于净土,纯公也不强使之同[17]。师此时由学《佛说阿弥陀经》而对净土法门生信,师在《与谢融脱书》中云:

  所幸净土一法,于出家学弥陀经时已生信心,实未蒙知识开示,以当时业师,与诸知识,皆主参究,所有开示,皆破净土,吾则自量己力,不随人转。[18]

  虽大师学修以净土为主,有基于此,大师在潜修、阅经时也注意禅及禅净关系,弘法时多论及禅宗之事,是始之于此,也是大师力扬净土、护禅宗之源。

  不到三个月,长兄终于觅至,并托口“回家辞母,再来修行”。师知为籍词,也不得不随之而回了。归途中兄命大师脱去僧装,否则定要打死[19]。回家后,母亲并无恙,且对师之出家的态度是“无可无不可”。但长兄从龙却是十分反对,次日即严厉训斥“从今放下,否则定行痛则”。并对大师严加看管。后来,师随长兄从龙到亲戚家作客,席间大师故意大啖猪肉,从龙十分高兴,也因之对大师的防备较前疏松一些。

  家中住了八十多天后,由于长兄到别处探亲,二兄也在晒埸中守谷子,防鸡践踏。机会难得,于是大师找到僧服,并偷了二百文钱,再逃至终南山莲花洞师父处。又害怕兄追来,第二天就不得不离去,纯公仅送师一圆洋钱。就这样一路行脚云游到湖北省竹溪境内的莲花寺讨了一个单,作苦行僧,每天打煤炭、挑水烧四十多人的开水。

  次年二月(1883年,师23岁),寺内库头生病,住持见师诚实可靠,命师代理库头。在库房中大师见“杨枝灯盏明千古,宝寿生姜辣万年”对联及沙弥律中述盗常住物之报,“心甚凛凛,凡整理糖食,手有粘及气味者,均不敢用口舌添食,但以纸揩而已 [20]。又在任照客之职时晒经,偶读残本《龙舒净土文》,悟解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实是了生脱死之捷径,从而更坚定了大师对净土的信念。

  同年,师于陕西省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律师下受具足戒。戒期中,由于大师擅长写毛笔字,故戒坛中所有写法之事,均由大师代作。由于写字过多,眼睛充血发红如血灌,甚为严重,因悟身即是苦,又忆及《龙舒净土文》之说,遂发心念佛。“即于闲时,专念佛号;夜众睡后,复起坐念佛;即写字时,亦不离佛。故虽力疾书写,仍能勉强支持,及写事竟,而目亦全愈。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义”[21]。师由此感应,从此益信奉净土法门。这也对大师后来参学(如选择撤悟祖师之红螺寺)、阅藏研经、弘扬净土有相当大的关系。大师自已也这样说:“印光之于净土法门生信,由于《龙舒净土文》下卷”[22],并有云:“光初出家,即以净土为归依”[23]。

  受戒后,师仍住终南山太乙峰大顶寺,潜心研究、念佛。

  1887年(光绪十二年,师26岁)师因久修净土,闻北京红螺资福寺为净宗专修道埸,遂辞师前往,十月入念头佛堂,后历任上客堂香灯、寮元、藏主等职。特别是身为藏主时,得以深入经藏。师后读徹悟禅师遗教,颇有悟入:徹祖以禅宗大德的身份而废参念佛,将其半生开示宗乘语录尽付一炬。所以大师由此更对禅净之界线分清十分明了,及以后对禅净异同及何以拣别禅之开示,就十分精辟了。自此以后,师便以徹悟语录为功课,老而不辍。师于此住四年,期间朝五台山一次。

  1891年(光绪十六年,师30岁),至北京龙泉寺,作行堂。

  次年,移单于北京圆广寺,住两年。期间有一事值得一提:一日,师与另一僧于西直门外缓步,遇一丐童,向师乞钱。师曰:念一句阿弥陀佛,给你一钱。丐童不念,师又云:念十句,给十钱。仍不念,再云:念佛一声给一钱,尽此一袋钱给完为止。丐童大哭,师遂给一钱而去[24]。可见人之善根各有不同。

  1894年(光绪十九年,师33岁),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,进京请大藏经,身边无人,请师帮助检阅料理,见师作事精慎,又观大师道行甚严,回普陀山时,便邀师伴行,这样大师就进普陀山了。

  三 潜修后弘法

  1894年,师至法雨寺后,大师意以隐迹,遂安单藏经楼,主理藏经。师阅藏之余,励志精修。久之,寺中大众对师之修持学问,皆共钦佩。

  1895年(光绪二十一年,师35岁),朝圣迹,拜舍利,住阿育王寺达三月之久。且有人朝拜舍利时,师皆附之而看[25]。

  1897年,因法雨寺僧众坚请讲经,师辞不获已,遂讲《弥陀经便蒙钞》一座。讲毕即于珠宝殿侧闭关[26]。师此次一闭关,便达六年之久(两期,三年为一期),净业大进。出关后仍住法雨寺经楼。后由于谛闲法师为温州头陀寺请大藏经,邀师相与助理而入京都一次(1904年,光绪三十年,师44岁),其余时间皆住于普陀山中。

  师从1894年入山以后,即始终韬光养晦,山中偶有文事令大师作,师皆署以他人之名,“印光二字,不敢露出”[27]。

  师虽处山中,间有人请教大师者,皆以三世因果、闲邪存诚、敦伦尽份而劝之。至民国伊始,师虽未广弘教法,但其势已蓄,终于龙天推出。

  师之弘法之缘始于高鹤年居士。高鹤年居士是近代佛教史上有名的佛教外护,也是一位史无前例以朝山访道而四出行脚的旅行家。从18岁始天涯行脚达三十五年之久,后又至力于社会救济事业,著有《名山游访记》。高鹤年首次拜访大师是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,师38岁),鹤年称大师“寮房之中,淡薄衣单,外无长物,真是一个清净僧宝”[28]。至此后,鹤年与大师关系一直很密切。

  由于师几乎不怎么出山,而鹤年经常在外,与各地佛教皆有来往,熟悉外边的情况。到宣统元二三年(1909年),师常函询鹤年方外佛法如何,且嘱以提倡净宗及因果报应。

  师向外弘法始于1912年(民国二年,师53岁)。因狄楚青在上海办《佛学丛报》(为中国近代佛教办报刊之始),请鹤年帮忙收集稿件。由于鹤年与大师十分熟悉,且知大师文章、修持皆佳,遂至普陀向师索稿四篇。这四篇文章分别是:《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》、《宗教不宜混乱论》、《佛教以孝为本论》和《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》,前二署名“常惭”、后二署名“普陀僧”而刊之[29]。实际上,此四文皆是大师以前代他人所写的作品[30]。此时世人均不知“印光”之名。

  恰好此时,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,读《佛学丛报》,深为钦佩师的文章,遂四处向人打听“常惭”为何许人也。通过多种途径终于问得,“常惭”即是普陀山法雨寺的“印光法师”。从此,徐蔚如便设法收集并刊印大师的信稿,从民国六年(1917年)始,“印光法师”之名便扬于海内外,一发而不可收,大师在复他人信中是这样说的:

  自光绪十九年至普陀法雨寺住闲寮,至民国六年不与外边人往还,即山上令支笔墨差事,亦不用“印光”二字,民国六年,徐蔚如得三封信,印数千册送人,名《印光法师信稿》;次年又搜得二十余篇,名《印光法师文钞》,由北京印出,来普陀求皈依,光令皈依谛闲法师。从此日忙于书札应酬,了无止期矣![31]

  师不收弟子(包括皈依弟子和出家弟子)是大师素有的心愿,民国二年,高鹤年到普陀收集稿件时,大师就说过:“欲皈依我者,决不承认”等语[32]。鹤年屡次顶礼劝师不可太执泥:如有真正发心请求者,务说方便皈依,方合佛祖遗风。但师坚不应允。

  后鹤年虑及可能大师恐违常住之规模而不便,遂向法雨寺住持、老当家请求通过后,师始合笑点头允之。

  1919年(民国八年,师59岁),徐蔚如之友周孟由兄弟及祖母到普陀,恳求皈依,师授之,是为师授皈依之始[33]。但大师一生却从未收过出家弟子;很多人写信向师表示要出家,师也多劝其在家修行,不可出家。

  师在大弘法道之先,即有示悟境之迹。师在1919年(民国八年)腊月给高鹤年的信中写道:

  光数十年来,印光二字不敢露出,因阁下多事之故,致令贱名劣作遍刺雅人耳目,愧何如之!去岁妄企亲证念佛三昧,而念佛三昧仍是全体业力。今年自知惭愧,于九月半起七,至明年二月底止,念佛三昧不敢高期,但企忏悔宿业,令其尽耳!谁知念佛三昧竟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,佛光普照法界!我以业障不能亲炙,苦哉苦哉!奈何奈何!书此以期知己者代我分忧。[34]

  能亲见宿业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者,想必为悟道;又罗鸿涛在编辑《文钞三编》誊写此信时,在文后另加按语认为此即是大师示悟之迹[35]。另外,以大师的为人非常实在,且一向不以虚词示人,此必是大师亲身之体悟。并且,师在弘法之信中,屡屡强调弘法之先当求一心,得悟处后再弘法道不迟,否则必将以一盲引众盲,误人于深坑之中。笔者认为,此不论是示迹还是表演(也许大师早已悟道,甚或为再来大士),都符合大师之平素之言行,也是为后来者作楷模而已!所谓:八十老翁作舞,为教儿孙故。

  师最初弘法时,认为《安士全书》十分重要,“允为世善第一奇书”。大师在教导弟子时,积极倡印此书。1908年(光绪三十四年)时即有四川李天桂发愿刊板流通,惜因缘不成熟而未行。尽管如此,师仍全力倡导,终于1918年(民七年)有陕西人刘芹浦(字在霄)并其外甥赵步云出资刊印,但印书之事须大师自为。

  同年,大师便下出往扬州联系印书,但因初次出山,人生地疏,遂邀高鹤年同行。次年《安士全书》终于出书了(此书经大师校正本过)。从此以后,师常往扬州、上海校印、刊刻各种经书、善书(后来上海佛学书局、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等成立,就很少往扬州了)。师在上海时,太平寺住持真达在寺中特辟净室一间供师使用。此后力护法门诸君子,如魏梅荪、王幼农、许止净、范古农、王一亭、朱子桥、屈文六、关綗之等,或顺私人问道、或因社会慈善,有所咨询,亦时常至太平向师请益;各方投函,更难胜数。

  大师如此忙碌了近十五年。在1928年(民十七年,师68岁),师因交通太便,信札太多,人事太繁,而烦不胜烦。有移居他处归隐之意。恰好有广东诸居士在香港建有佛堂,请师前往。七月,师下普陀山,先至太平,由于风大不得不延迟,而在沪诸师及居士等则力劝师留下。

  1930年(民十九年,师70岁),因众人坚请,又有真达等师举苏州报国寺供养,师终因法缘之所在,移锡报国掩关。先是师意将灭迹长隐时,便以各种经书、善书之纸板数十百种及印而未流通之书数万册,付于明道法师。明道师承师命就上海觉圆创立弘化社,第二年(1931年)迁于苏州大师闭关之报国寺内。

  大师本欲谢绝人事,闭关自修,却仍有众多弟子追而不舍。师不肯阻其向道之诚,仍在关中时为说法,弘法事业转为更盛。

  由于师信函过多及有校书之事,忙不开交,又因眼不好,曾两次在新、申两报及半月刊上,登《谢绝函件启示》:第一次是1933年(民廿二年,师73岁),由于要编清凉、峨眉山、九华山三山志,无暇回信故;第二次是1935年,由于师校书夜以继日,勤奋之极,而所校之书字太小,在电灯下仍极力校,眼遂大伤。

  1936年(民廿五年,师76岁),师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之请,往沪说法七日,带说皈依,皈依者如云,师将所有香敬悉数捐去。

  1937年,移锡灵岩山寺。师本无意于此,惟灵岩往昔代有高人,后道埸冷落,妙真师、真达师等苦心经营,遂得道埸大兴,迨功成,妙真师欲求师广为弘化,恰值日军侵我中华,将攻苏州城,所以大师乃移于山中,仍住关房。大师一生不做住持,亦是一大特色[36]。

  师自弘法以来,所印经书、善书不下四五百万部,佛像亦多达百万余帧[37]。其主要有:《安士全书》、《净土十要》、《印光法师文钞(正续二编)》、《了凡四训》、《感应篇直讲》、《憨山大师年谱》、《寿康宝鉴》、《净土圣贤录》、《观音大士颂》、《正信录》、《新编净土五经》、四名山志等等几十上百种。其中,《安士全书》、《净土十要》是经过大师重订的。特别是《净土十要》,原为蕅益大师编定,后其弟子成时校订时,边校边删,事后也不重查,结果被改动很多,大师请人到处收集各要之原本,重新加上被删之文,且另加上《徹悟禅师语录》[38]。又,大师增编净土五经。原有《净土四经》,师认为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也是修净土之法门,故增编成《净土五经》[39]。另外,大师还主持修订新四大名山志。

  大师一生所校订之书很多,但著述仅有《印光大师文钞》,而此所有,皆不以版权自居,既使是请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印亦是如此,其济世之心可见一斑。师曾在信中云:“至于凡属弘扬佛法之书,皆不得示有版权,若示则弘法之功德,不敌阻遏流通之罪过矣!”[40]

  四 临终一著与舍利证信

  1937年十月初十(民廿六年),师刚抵灵岩,十八日日军便占领了苏州城[41]。此时大师已77岁高龄,仍有许多弟子来函及来访,师依旧以大悲心不顾年迈而满足之。但师常在信中这样说:“光老矣,目力精神不给,只此来往之信皆用手眼二镜而看而写,以后切勿来信,亦勿介绍人皈依,以目力不能应酬也”[42]。虽如此说,但仍旧回信,如穆宗净有三封信中都有类似的话,文钞续编中大师仍复崔振德有五封信,可见大师慈悲之心怀了。

  师在往生前一年,即常云“在灵岩待死而已”“光乃朝不保夕”,并强调死后不许用时人之恶派,作赞作诔妄为赞誉。应当宣扬净土法门,令见闻者生为贤善,死生乐邦。如在《复了凡冶公居士》信中云:

  光已七十九,过二十日即八十,或在年内,尚要受几年罪,光死只许你们认真以净土法门自利利他。若为光作赞传诔,传送遐迩,乃系光之怨家。光一生不受人之虚誉,以死而无知而虚誉之,是为欺心,光只要弥陀慈父肯垂怜,此外一不愿闻。[43]

  修行人最注重临终一著。尽其一生,皆可现形,有人一生名扬环宇,心中却是充满名利、损人利己之念,实是肮脏透顶,到死时皆现其形(当然,也有一生行恶,临终顿悟而悔者,但毕竟少而又少)。中国古代就有五福之说,其中有一个是“考终命”,就是“好死”的意思。净土法门实际上也特注重临终之事,临终对于未法时期无把握的修行者实在非常重要,另外大善知识的善终也可以启后人之信。大师在《文钞》许多处显示出特别对临终的关怀,专门著有《临终三要》。

  1940年(民廿九年,师80岁),夏历十月廿七日是灵岩山寺沐浴之期,师晨七时便策杖由关房赴浴室,因步稍急,脚崴了一下,侍者扶回关房,请大夫诊察,毫无损伤。次日精神仍如平常,下午召集全山执事及居士等三十余人,开示灵岩之沿革,并说明灵岩住持不可久悬(十余年前由慈舟法师任,后一直在外弘法,不能顾及灵岩),即以妙真法师任之(此前为监院,料理寺务吃苦耐劳)。大众遂商讨升座之期,先订于冬月初九,大师云太迟了;又改为初四日,大师亦云太迟了;最后择定初一日,大师曰斯可矣。廿九日,师精神微现疲乏,午后即恢复发如常。冬月初一,早起精神甚佳,并与众师详细讨论接座仪式。后由于真达法师从上海赶到,遂请达师送座。初二早精神稍有不适。

  初三早午均好,尚能自己行动(抽解、洗手、礼佛等),晚食粥后对真达老和尚云:“净土法门,别无奇特,但要恳切至诚,无不蒙佛接引,带业往生”。说毕大解一次,尚不需人扶持。后精神渐疲,初四日凌晨一时三十分,大师由床上起,云:“念佛见佛,决定生西”,言罢大声念佛。二点一刻,大师呼水洗手,洗毕,站起来说:“蒙佛接引,我要去了,大家要发愿生西方”,说完竟坐到椅子上,面朝西,侍者说:没坐端正。大师又自己站起来,端身而重坐正。后遂口唇微动念佛。三点多钟时,妙真和尚过来,大师对他说:“你要维持道埸,你要弘扬净土,不要学大派头”,此后便不再说话了,只唇动念佛而已。到早五点钟时,大师如入禅定,笑容宛然,在助念声中安详生西[44]。往生后大师之面貌仍如生时,矗坐如前。黄智俨在大师圆寂后闻讯而至,云:“初五晨去拜,入室,兀坐如常,但不能言,一拜之下,伫立而观,真耶?梦耶?[45]”从种种迹象来看,大师之自知时至是不言而喻的。

  大师西逝后百日,即次年二月十五日,真达老和尚举火荼毗,入晚烟白如雪,现五色光。次日晚,妙真和尚偕众检骨:骨色白质坚,重如矿,触之作金声;顶骨裂五瓣,如莲花;齿全不坏,三十二颗;发现舍利上千,有珠粒、花瓣形、块式,有红色、白色、碧色、五彩色。精圆莹徹,夜间视之,有光放射,在山缁素,亲见之后,莫不惊叹罕有。妙真和尚检过之后,仍有许多法师、信众检余灰烬,礼拜祷求,又从灰烬中检得各种舍利,如菲律宾吴国英居士、新加坡广洽法师得五彩舍利、五台山广济茅蓬法度上人得翠色舍利、上海乐慧斌居士得巨块血舍利等等,殊妙感应甚多。[46]

  又有无锡袁德常居士,见灰中尚有极小骨屑,思此亦为大师精血所成,遂发心专查检灵骨,与所得三小舍利一并存于瓶中。回家后,焚香顶礼,迎请灵骨,启而视之,忽见灵骨中有无数舍利,光耀夺目。次日供于无锡净业念佛社中,观之者莫不悲欣交集,信心大增。[47]

  大师之从始至终,以实地风范利济众生,即使是生西之后,仍以灵瑞启发众生之净土信心,是为大师慈悲无极也!

  注 释:

  [1] 言行录P1,全五P2265,《大师史传》;又朱子桥曾经在大师家乡办过赈。
  [2] 文钞续卷上书P266《致广慧和尚书》。
  [3] 文钞三卷下P509,《复张觉明女居士书》。
  [4] 见《当代佛门人物》陈慧剑著,宗教出版社。
  [5] 文钞三卷下P1011,《复卓智立居士书》,大师在1922年(民国十一年)回卓智立居士书中云:“光近年来直是日不暇给,因目力不给,二十年来夜不用目,以夜若用目,次日便不能用。”
  [6] 文钞三卷上P314,《复郭汉儒居士书》。
  [7] 文钞三卷下P900,《谢绝函件启事》。
  [8] 文钞三卷上P66,《复丁福保居士书四》;又文钞三卷上P86,《复丁福保居士书九》;文钞正、续、三编各处屡有提及,不必一一列举。
  [9] 永思集续P42,全五P2672,德森《追念导师溯前缘》文中,德森师云,有江西大儒黎端甫(也学佛)及江苏大儒某皆斥古人,后黎五十余岁便瞎了眼,江苏某也瞎了眼。
  又,文钞三卷上P293,《复谢慧霖居士书十二》,罗鸿涛在文钞三编誊写时有编者按云:“朱子晚岁失眠,岂非报应乎?”
  [10] 纪念文集即全七P249,罗鸿涛《印公之人难企及》。
  [11] 文钞正卷一书P34,《与林枝芬书二》。
  [12] 文钞三卷下P499,《复邵慧圆居士书一》。
  [13] 文钞正卷一书P43,《复永嘉某居士书五》。
  [14] 例如,文钞续卷下P212,《复袁德常居士书其三》,大师曾论及,无锡报载大师曾在县学中读书,师斥之云,县城都没有去,何况县学。又如文钞续卷上P47,大师在《复吴沧州居士书二》中,有憨师从陈大心处听得一些关于大师的生平之事,作一史传,寄予大师,大师云:“然光一向不与人说从前诸事,彼所说者,或近事,若出家前事,均属附会。近有因放赈至吾村,吾村中人抄与彼之历史,亦不的确。以光离家五十二年,后生由传闻而知一二。彼令光补,光以死期在即,不愿留此空名于,故不补”。
  [15] 永思集P101,全五P2455,彭孟菴《印光大师轶事二》。
  [16] 文钞三卷上499,《复邵慧圆居士书一》。
  [17] 言行录P3,全五P2267,《大师史传》。
  [18] 文钞正卷二书P23,《与谢融脱居士书》;又,文钞续卷上书P266,《致广慧和尚书》,大师尝云:“光师以参究提命,则曰弟子无此善根,愿专念佛,以期带业往生耳!”。
  [19] 永思集P101,全五P2455,竹如《印光大师轶事一》。
  [20] 文钞三卷上P500,《复邵慧圆居士书一》。
  [21] 文钞三卷下P1132,妙真、德森等《印光大师行业记》。
  [22] 文钞三卷下P992,《复李觐丹居士书》。
  [23] 文钞续卷上书P175,《复南通张海桥居士书》。
  [24] 永思集P101,全五P2455,竹如《印光大师轶事一》;又文钞三P511,《复张觉明女居士书》。
  [25] 文钞三卷下P736,《复袁德常居士书》。
  [26] 言行录P7,全五P2271,《大师史传》。
  [27] 文钞三卷上P47,《复高鹤年居士书三》。
  [28] 永思集P20,全五P2374,高鹤年《印光大师苦行略记》。
  [29] 文钞三卷上P44,《复高鹤年居士书一》后,编者加按语引《半月刊》编者陈清香之文,本文采用陈之说;但其他处之说则与此稍有出入,如另有云,仅刊出三篇,皆署名“常惭”,众说不一。由于难以找寻到当时的原刊,无法确定,此待考。
  [30] 文钞三卷上P52,《复高鹤年居士书八》。
  [31] 文钞三卷上P216,《复钱士青居士书一》。
  [32] 永思集P20,全五P2374,高鹤年《印光大师苦行略记》。
  [33] 文钞三卷下P1134,妙真、德森等《印光大师行业记》。
  [34] 文钞三卷上P47,《复高鹤年居士书三》。
  [35] 文钞三卷上P47,《复高鹤年居士书三》。罗鸿涛在编辑文钞三编誊写时,在信后所加按语曰:“谨按云栖遗稿有偈‘二十年前事可疑,三千里外遇何奇;焚香掷戟浑如梦,魔佛空争是与非’。憨山大师说,此是云栖老人悟道偈,今大师亲见宿业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,窃谓即此偈意欤?”
  [36] 言行录P18,全五P2282,《大师史传》。
  [37] 文钞三卷下P1136,妙真、德森等《印光大师行业记》。。
  [38] 文钞续卷十序P18,《净土十要序》。
  [39] 文钞续卷下序P6,《净土五经重刊序》。
  [40] 文钞三卷上P41,《复渐恒法师书二》。
  [41] 文钞三卷上P345,《复常逢春居士书十三》。
  [42] 文钞三卷下P739,《复张仁本居士书》。
  [43] 文钞三卷上P247,《复了凡、冶公二居士书》,信中,师自称“八十”,乃中国过去的民间称法,是虚岁,按西方的算法是七十九岁,即中国的足岁。
  [44] 永思集P29,全五P2383,灵岩山寺护关侍者《印光大师示寂记》;又纪念文集即全七P300,袁德常《回忆师尊生西之前夜》。
  [45] 永思集P182,全五P2536,黄智俨《哭师座光公》。
  [46] 永思集P31,全五P2385,范古农《印光大师舍利记》。
  [47] 永思集P33,全五P2387,袁德常《印光大师舍利灵变记》。

  本文发表于:广东省佛教协会会刊:广东佛教 2006年第4期(总第110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