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题词的文化名流

余池明

  民国三年(1914年)《佛学丛报》发表印光大师四篇论文以后,引起一些居士的注意。其中徐蔚如居士最为重视,他说:“霨受而读之,合掌欢喜,叹未曾有。大法陵夷,于今为极。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我师者。续佛慧命,于是乎在。师之文,盖无一语无来历。深入显出,妙契时机。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也。”因此,他开始搜集和流通印光大师的文章。

  民国六年(1917年),徐居士得到印光法师给他的朋友邓伯诚兄弟的三封书信,刻印流通,称为《印光法师信稿》。

  民国七年(1918年)春,徐居士以历年搜访所得印光大师之文二十二篇,印于京师,称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,这是最早版本的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。

  民国八年(1919年)秋,徐蔚如居士又将搜集到的师文三十八篇,印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续编,将民国七年所印文钞称为初编,一同刻印流通。是年冬天,徐居士母亲病故,他回上海办理丧事,索要《印光法师文钞》的缁素很多。于是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议,准备重付排印,以广流通。经过张云雷居士,广为征集。加上徐霨如续搜之稿,共增加三十四篇。由周孟由,朱赤萌,黄幼希三位居士按类编次。详为校勘,仍名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。

  在编辑过程中,有一件小事很能反映印光大师反对浮华俗套的为人和个性。大师在给李慧实居士的信中谈到这件事。“民国九年有数弟子于上海排印文钞,(十年正月出书,系二本之文钞。)即以照片小传请。光谓如此,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,遂止。汝不知此事,故为汝说,以免汝转求照片而妄印之。光纵不能挽回近世虚浮奢靡之恶派,决不肯随波逐浪以效彼之所为耳。”

 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大师以弘法为家务的精神,戚智周居士(后随真大和尚出家为明道法师)供养大师夏布和棉被垫,大师转卖以后用于商务印书馆文钞的印刷费用。他在给戚居士的信中说:“智周慧鉴,昨日真如寺研慧师来代手书并棉被垫一付无讹。窃念居士爱我情深,感激不已。然光固有被垫,以八元转卖于人,并去年夏布卖九元。共十七元以作施送文钞之助。文钞现由商务印书馆另编排印出尚未订齐。过几日当即寄来。光自己订一百元书,丁福保亦订五十元。余有友人托订百数十元。书近七百部。除友人自施外,光一百元书,托张云雷寄之四方以结法缘。待寄来时,当寄一包,共五部。除自存外,酌量送人。汝十七元亦入此数。作我预订算。可请四十几部。此四十几部,有一、二人阅之生信,依教奉行,其利益比光自服用之利益,实天地悬隔。况不止一二人乎。切勿以光不谅人情,送来不用转卖见怪。则幸甚。嘉兴亦与古农寄一包,令施送尔。若有人要,当令彼向上海请。或杭州商务印书分馆请。切勿再向光要。以光所请者,皆派而送之。若特去又请而结缘,则无此财力尔。商务印书馆定作大洋五角五分,除先预定作七折算,此外皆纳实价。以后再勿寄衣物来,若念光愚诚,但志心念佛敦伦,并随缘化导,比寄衣物,胜之多矣。”

  周孟由居士等征求到几位教界和学界名流对《印光法师文钞》的题词。

  一是出家不久的文化名人弘一法师。他题词说:

  是阿伽陀,以疗群疚。契理契机,十方宏覆。普愿见闻,欢喜信受。联华萼于西池,等无量之光寿。

  庚申暮春,印光老人文钞镌板。建东,云雷嘱致弁辞。余于老人向未奉承,然尝服膺高轨,冥契渊致。老人之文,如日月历天,普烛群品。宁俟鄙倍,量斯匡廓。比复敦促,未可默已。辄缀短思,随喜歌颂。若夫翔绎之美,当复俟诸耆哲。大慈后学弘一释演音稽首敬记。

  寐叟(沈曾植)题词:

  识无量病,与无量药。见佛性故,回己济他。寐叟敬题

  湛翁(马一浮居士)为大师文钞题词说:

  诸三昧中,功高易进,念佛为先。入此三昧已,一切三昧,皆得具足。抑扬之说,信非笃论。法宁有异,异自人耳。今时贤哲,亦盛谈义。然浊智流转,玄言奚裨。自非冥怀凝寂,岂能廓彼重昏?决知火宅无安,乃悟乐邦非邈。故谓从心现境,境即是心。摄所归能,他即是自。欲求方便趣入之道,舍净土何由哉!印光法师,此宗尊宿。俯提弱丧,罄吐诚言。辞致恳恻,与莲池为近。云雷居士,倡缘弘布,深植净因。远征题识,聊为赞喜。其诸大心上士,夙志津拔修途,游履安养者,盖必有质于是也。庚申二月湛翁书

  梁启超先生为大师文钞题签并题词:

  古德弘法,皆觑破时节因缘,应机调伏众生。印光大师,文字三昧,真今日群盲之眼也。诵此后,更进以莲池,憨山,紫柏,蕅益诸集,培足信根。庶解行证得,有下手处。启超具缚凡夫,何足以测 大师。述所受益,用策精进云尔。

  民国十三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《新印印光法师文钞》,冯梦华居士题签,王一亭居士画阿弥陀佛接引像。大书法家吴昌硕先生题词:

  心即佛,诵有声,如如口,无无明。一尘不染根性情。佛说如是吾其灵。甲子初夏吴昌硕时年八十又一。

  1、上面题词的人中弘一大师与印光大师的因缘最深,也许正是因为吴建东、张云雷请弘一法师题词的缘故,弘一大师得读印光法师文钞,进而向印光大师咨询问学,在修行方面远宗蕅益,近宗印光,最后虔诚拜入印光大师门墙。弘一法师(1880—1942)俗姓李,幼名文涛,又名广侯,别号息霜,法名演音又称弘一。原籍浙江平湖,光绪六年(1880)生于天津。擅长于书画、篆刻。曾留学日本,学习西画和音乐,留日时名岸,号叔同。回国后在天津、浙江、南京等地学校任教。主编过音乐小杂志、文美杂志,兼乐曲创作。民国七年在杭州从虎跑寺了悟和尚出家,隔年于灵隐寺受具足戒。自此一改过去浪漫的生活,清苦自持,不收徒、不建寺,以弘扬南山律为毕生之志,创设南山律学院。抗日战争时期,弘一大师提出“念佛不望救国,救国不忘年佛”的口号,身体力行,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,在宗教界产生重大影响。弘一大师于1942年圆寂于泉州。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、南山道祖略谱等及演讲集行世。

  2、沈曾植(寐叟)(1850—1922),浙江吴兴人,字子培,号乙庵。清末官至布政使,民国时以遗老自居。虽然我们在遗老的形象中窥出一丝保守、刻板、落伍的色彩,但是书法上,沈寐叟却是一个相当有胆魄的创新大家,他以北碑传统为基点,在深入到书法艺术的表现(形式表现与线条表现)的深层内容之后,沈寐叟毅然决然,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。他的方笔斩截、锐而不峭、厚而不滞,见出极强的驾驭功底。但更令人振奋的,还在于他以方笔顿挫带动行草书的连贯意识,把具体的连贯按照顿挫间隔成一组组意的连贯,在其中,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种结体意识,又有努力求空间开张的横向宕开,更有方线条棱角、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勾连吻合之美,值得注意的是:这种种出众效果都是在流畅的挥洒过程中自然呈现,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。

  3、马一浮( 1882—1967),浙江绍兴人。原名浮,又字一佛,幼名福田,号湛翁、被揭,晚号蠲叟、蠲戏老人。幼习经史,16岁应县试名列榜首。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、法、拉丁文。1901年与马君武、谢无量合办《翻译世界》。1903年留学北美,习西欧文学,曾预撰《欧洲文学四史》等著作。后又游学德国,学德文。回国时带回德文版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不久又留学日本,研究西方哲学。1911年回过,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,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。后潜心考据、义理之学,研究古代哲学、佛学、文学等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应竺可桢聘请,任浙江大学教授,又去江西、广西讲学。1939年夏,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。抗战胜利后回杭。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。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。是第二、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。精诗词,书法多山林气,篆刻篆刻崇尚汉印。一生著述宏富,有“儒释哲一代宗师”之称,主要有《太和会语》、《宜山会语》、《复性书院讲录》、《尔雅台答问》、《尔雅台答问继编》、《朱子读书法》、《老子道德经注》、《蠲戏斋佛学论著》、《马一浮篆刻》、《蠲戏斋诗集》等。马一浮不仅以学问、诗文名噪学林,而且还以精湛的书法艺术,驰誉书坛,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以及渊博的学问与艺术修养,他是20世纪一位不可多得的通人,是一位令人敬仰的“国学大师”,生前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,浙江省文史馆馆长。

  4、梁启超居士通过张云雷的关系把印光大师引为知己,从题词中可以看到他对印光法师赞叹有加。印光大师在给张云雷居士的信中也给了梁居士修持上的建议:“梁任公,有出群之才,值相忌之世。何不卷而怀之,赋归欤而力究出世大法,以期彻悟本具妙性。又须力修净业,回向往生。俾所悟者,一一亲证。然后乘大愿轮,示生浊世。以不思议神通变化,作对治法。于强弗友,刚克。燮友,柔克。无论上中下根,无一不被其泽。此大丈夫继往开来,自利利他之究竟实义。于此时此世,而不竭力研究。徒存忧世之心,不免危身之虑。乃英雄豪杰愤世闷时之迹,非圣贤素位而行,乐天知命之本色也。宿生培此慧根,固不容易。倘不于此专精致力,以期亲证。则如坯器未火,经雨则化。光阴短促,人命几何。一气不来,即属后世。未证道人,从悟入迷者,万有十千。从悟增悟者,亿无一二。忍令无上法器之坯,经再生之雨,而复为尘土乎哉。任公与光,素无交情。近以谬听人言,亦可攀为知己。知己者为知己谋,须于大体统处立言,方不失为一言相契,毕生知己之谊也。不知梁公视此,为竖点头乎,抑横摇首乎。祈以此意转达之。” 梁启超(1873—1929),字卓如,号任公,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、饮冰子、饮冰室主人、新民子、中国之新民、自由斋主人、曼殊室主人、少年中国之少年等。广东新会人。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和学者。他兴趣广泛,学识渊博,在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佛学等诸多领域,都有较深的造诣。1901至1902年,先后撰写了《中国史叙论》和《新史学》,批判封建史学,发动“史学革命”。欧游归来之后,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,写下了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、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、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、《中国文化史》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。他一生著述 宏富,所遗《饮冰室合集》计148卷,1000余万字。

  5、王一亭居士(1867—1938),名震,一亭其字,法名觉器,号梅花馆主、海云楼主。他是浙江省吴兴县人,世居吴兴北郊的白龙山麓,故晚年号白龙山人。清同治六年(一八六七年)十一月初九日,生于上海浦东三林塘的外祖家中。他是一位传奇性人物,幼年丧父,家境贫寒,在外祖母家抚养长大。但这一位寄居外家的孤儿,以后却成为大画家、革命家、实业家、慈善家、佛教大护法,并且在这几方面各有其重大影响。他早年寓居上海,学徒出身,继而经商,因聪明伶俐、勤奋好学又品行端正,所以事业蒸蒸日上,终于跻身大实业家之列,担任日商所办日清轮船公司上海分公司买办,成为清末三大洋行买办之一。辛亥革命时,他加入同盟会。袁世凯窃国后王一亭又资助讨袁斗争。他曾两度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主席。经商之余,王一亭喜弄翰墨,曾从师徐小仓、任伯年,后与吴昌硕结交,成为莫逆,画艺由此大进。王一亭与吴昌硕亲密无间,王为吴画像,吴为王作传,一时传为美谈。他笃信佛教,乐善好施。作为一位商界巨擘,他的卖画所得都用于公益事业。他曾组织书画善会,义卖字画以普济众生,或资助东北义勇军。1922年他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。

  6、吴昌硕(1844-1927)原名俊、俊卿,字昌硕,又字仓石,别号缶卢、苦铁、大龙等,七十岁后以字行。浙江安吉人。同治四年(1865年)秀才,亦当任江苏省安东县知县,仅一月即去,自刻“一月安东令”印记之。吴氏先后问业于俞樾(1821-1906 )、杨岘(1819-1896)、 研训诂辞章、诗、书、篆刻,并曾在苏州潘祖荫、吴云(1811-1883)、吴大澄(1835-1902)处获见古代彝器及名人书画。虽自称“三十学诗,五十学画”,其习画当在三十余岁与任伯年论交之时。一九一三杭州西冷社正式成立,被推为社长,其画名益扬,日人尤为尊崇。有《缶卢集》、《缶卢诗存》、《缶卢印存》及书画集多种刊行。吴氏诗、书、画、篆刻皆精。书长篆、脱胎石鼓,雄浑恣肆。篆刻上取鼎彝,下挹秦汉,钝刀硬入,茂苍劲。画擅花卉、蔬果、山水等,取法徐渭、原济、李诸家,亦受赵之谦,任伯年影响。尤以金石书法入画,如盘虬屈铁。其画笔墨淋漓,色彩浓郁,气魄醇厚,一振晚清萎靡干柘之风,开现代写意画派新景象。

  为大师文钞题词的人士几乎都是近现代文化巨子,可谓德不孤,必有邻,极一时之盛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《印光法师文钞》契合了时代的需要。